最近越来越觉得，国家和人的行为，都是由他们相信的事情所决定的，而那些他们所相信的事情，便是意识形态。
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追根溯源，是一个我酝酿了很久的题目。由于跟印度爱恨纠缠的关系，印度的一举一动，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我有很强烈的动机去解释这个国家的历史和行为模式，因为解释已发生之事与推断未发生之事其实是同一回事儿。很多人总觉得印度不按常理出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跟印度的意识形态缺乏交集，不了解他们的观念和想法，中国总体上来讲是一个偏左的国家，而印度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偏右。莫迪能够被选为这个国家的总理，意味着他能够代表印度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因此去深挖莫迪意识形态的根源，了解这种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预判这个国家的许多行为。
关于印度，有一件事情长期以来一直都很困扰我，那就是印度人的民族性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我搜肠刮肚思索良久，才渐渐把一些关节之处想明白了。民族性格这玩意儿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黑人比较黑，白人比较白，这叫普遍性；黑人里面有白的，白人里面有黑的，这是特殊性。民族性格的讨论是基于普遍性之上的，请不要举一些特殊性的例子来抬杠。我们往往对某个民族的刻板印象，其实就是民族性格的体现。比如一说起日本人、俄罗斯人，我们都能概括出某些具有普遍性的性格特点来。
印度人有着十分鲜明的民族性格特点，两百多年前英国人开始在南亚殖民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他们用这样一种嫌弃的口气描述印度人——as passive, ignorant, irrational, outwardly submissive but inwardly guileful——做事被动、愚昧、奇葩，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背地里诡计多端。
这些描述即便放到今天，依然会觉得很贴切，我们现在常常用来吐槽印度人的懒散、不靠谱、贪小便宜、投机取巧、不讲信用，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笼统地将南亚居民全都称为“印度人”是不妥当的，这些性格特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印度教徒身上，信仰其他宗教的印度人相对来讲会好一些。英国人那时候便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在军事上主要跟信锡克教的锡克族合作，租界时期上海巡捕房的印度“红头阿三”正是锡克族，以红布包头因此得名，至今印度军队里面的锡克族士兵比例仍然非常高；而在商业方面则主要跟信拜火教的帕西族合作，印度最早发家的塔塔财团便是由帕西人掌管的。
就我个人在南亚跟当地人接触的经验而言，“靠谱”程度由低到高大约是这样一个排名：印度教徒 基督徒佛教徒锡克教徒耆那教徒。 pan帕西族我在生活中没有机会接触过；耆那教徒相对来讲自律程度是最高的；锡克教徒相对来讲做生意也挺守规矩的；佛教徒主要是藏传佛教，好的奸的我都碰到过；印度教徒、、基督徒这三类平时混居在一起，会互相转化，因此性格特点上会彼此同化。英国人当年描述的那些特点，主要是针对印度教徒而言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热带地区的人懒散、缺乏时间观念很容易理解，这是由于气候炎热的地方，生存压力相对较小，人类不需要太努力就能生存下来。话说我平时去的那个健身房楼下是个银行，门口有个流浪汉老头儿，须发皆白，佝偻个背走路都不利索，平时会做点简单的保洁、打杂工作，经常会来健身房的饮水机装水。他每天就住在银行门口四面通风的门厅里面，有一张不知打哪儿捡来的折叠床，个人卫生工作在厕所里解决，墙角的一个小包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一年四季身上穿的都是同一件衬衫，早已发黄发黑。疫情封城期间我老担心他会死掉，像他这样无亲无故又整天在大街上晃悠，万一感染上新冠岂不是只能自生自灭？没想到第二波疫情过去之后看到他活得还是好好的。这老头儿除了孤苦无依之外，生活条件其实比一些大城市贫民窟还好些，起码有自来水可以用。我看他经常在街上这里坐坐那里晃晃，估计有人接济他，一人吃饱全家不愁。
我去的健身房楼下的流浪汉老头儿的“家”，在热带不必很勤劳就能生存下去，只要有个挡雨的地儿就够了 图源： “随水文存 ”微信公众号
我想说的是，同样是穷人，热带地区的穷人生存成本真心要比温带、寒带低得多，一块布解决穿衣问题，一棵树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印度的很多穷人并不想着要改变命运，就这么得过且过赖活着。但这也只能解释印度民族性格中懒散的那部分，贪小利、爱占便宜、投机取巧、阳奉阴违等特性或许要从印度教的意识形态说起。
关于“意识形态”我这里采用马克思的定义——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为了保证长期统治的稳定而故意传播的信仰体系；但我这里得要专门讲一下关于“印度教”（Hinduism）的定义——“印度教”这个词在18世纪后期之前，被用来泛指印度次大陆的当地传统文化和人民；之后才被用来指代印度教这一宗教，但文化内涵仍要大于宗教内涵。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印度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它更像是一个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而且即便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体系，也是直到12世纪之后才开始慢慢统一起来的。印度教跟我们现代人理解的“宗教”并不太一样，这种宗教就跟印度这个国家一样，也是散装的，没有入教和叛教的概念，也没有高度严密的组织形式。
我们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宗教是一神教（基督教、教等）和佛教。一神教的特点是特别适合统治阶级用于人身控制，能通过“君权神授”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并且有着非常严密的组织性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成为了世界的主流宗教。佛教跟印度教很像，也属于“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佛教在“生活方式”这块比起印度教要更弱一点，不像印度教对衣食住行有很多规定。不过弱有弱的好处，对“生活方式”的限制较少使得佛教的普世程度更高，不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环境。但佛教跟印度教一样，不像一神教那样能够水到渠成地解决“合法性”、“人身控制”等问题，在社会阶级、社会秩序的维护上，通过传播“因果轮回”的意识形态让老百姓出于对因果的畏惧产生自发的约束力。
这种“靠自觉”的宗教社会，比较适合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你想象一下，假如你出生在一个地方，从小身边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因果和轮回，我们这辈子只是无尽轮回中的一瞬间，每个人都是过客；你这辈子的命运是好是坏，都是你上辈子做的事儿决定的；你下辈子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也是由你这辈子的行为决定的……要是身边每个人都这样说，每个人都深信不疑，你必然会跟着一起相信，更何况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不是这样。
一旦一个地方的所有人都相信这样一种世界观，他们就会自发地进行维护和传播，以及自我强化。就算产生什么新的思想，往往也是建立在原有思想基础之上的。所以南亚本土产生的几个宗教——佛教、耆那教甚至锡克教，都建立在古代吠陀文明思想框架下，都拥有类似的轮回果报世界观，可以看做一个南亚的泛印度宗教体系。事实上，在历史上印度佛教和耆那教曾被视为印度教的分支派别——前面我讲过古代甚至没有“印度教”的概念，所以又怎么会有“印度教”和“佛教”之分呢？而既然沙门和婆罗门都一样信轮回和因果，那大家不就差不多嘛？（参见《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
轮回观是泛印度宗教体系的统一特征，锡克教虽然是受教苏菲派产生的一神教，但也相信轮回 图源： “随水文存 ”微信公众号
印度教所产生的南亚，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虽然历史上不断有外族入侵，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碰撞和交流却不多，大多数外族来到南亚这旮沓，就直接被同化了，甚至包括以稳定性著称的也未能幸免（参见《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一文）。因为印度教的“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实践体系——种姓制度。
很多人对种姓的认识止于批判，总觉得种姓这东西十恶不赦，但我得说种姓制度真的是种生命力非常强大的文化。为啥碰到教入侵南亚的时候，佛教生命力没有印度教顽强？答案可以去从种姓里面找。首先，种姓制度的内婚制决定了与外族通婚概率的降低，实行自我封闭式管理，油盐不进，不易受到外来宗教影响；其次，种姓制度本身是对因果轮回世界观深度广泛的实践，这种实践形成了稳定的自洽体系，除了过去采用种姓制的旧西藏之外，其他佛教社会都缺乏这一实践体系，老百姓对因果轮回的认识相对抽象，在碰到逻辑自洽程度极高的教时，就容易被动摇。
怎么叫抽象，怎么叫实践，我这里得要解释一下。你如果去过佛教寺庙尤其是藏传佛教寺庙，可能会注意到大殿门口六道轮回的图，图上是一个六等分的大圆盘，就跟咱们的六格果盘似的，分别画着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这个画是佛教的一种“科普画”，帮助老百姓理解死后投胎的六道都是啥样的，让老百姓有种相对直观的认识——喏，做好事的下辈子投胎在三善道，做坏事的堕入三恶道。
虽然把六道轮回画了出来，可毕竟还是有点抽象不是吗？印度教这点比较绝，直接就在现实的种姓阶级里面轮回——喏，看到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贱民了嘛？你们敢反对种姓制度，永世不得超生，连贱民都当不上！喏，看到那高贵优雅的婆罗门了嘛？你们这辈子做好自己种姓的本职工作，下辈子也有机会做婆罗门……大家看，这样一来轮回的示现是不是比那单纯靠想象的地狱饿鬼阿修罗要清晰直观得多？谁敢质疑轮回？种姓制度下阶级分明的社会本身不就是轮回最好的证明吗？六道在人间啊！
第三，种姓制度跟职业挂钩，是由职业的“洁净度”决定的，涉及到古代南亚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总得工作挣钱吃饭填饱肚子吧？你只要有职业，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奴隶，都能在种姓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印度教种姓制度这种阶级属性分明且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对南亚人民的性格影响可谓甚远，我之前在《【解读】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那篇里分析过这一制度造成了印度人的傲慢自大和死要面子，这里再跟大家讲讲种姓制度是如何导致印度老百姓缺乏社会责任感的。
话说我自由职业已经干了十几年了，但在干自由职业之前，我也是朝九晚五上过班的人。干自由职业有几年忙的时候，我还挺怀念上班做社畜的。大家别看自由职业听起来很爽，干这个需要高度自律，没人管你意味着你得自我管理，又当老板又做伙计，脑子里那根弦会一直绷着，想着要怎么充分利用每一分钟。别人只看到我“不用上班”，事实上我的状态是“没有下班”。这种时候我就怀念起做社畜的好了——上班时候虽然没自由，但下班之后完全没有工作压力，更不用肩负公司的规划、管理的责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畜都这么幸运）。
种姓制度相当于一个全民社畜混吃等死的制度——你是什么样的命、要干什么活都是注定好了的，每个人的任务就是根据自己的种姓做好自己的工作。一方面从社会的维度来看，只要按着这套分工世世代代干下去整个社会就能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从个人的维度来看，每个人都是临时岗，这个岗位咱们只干一辈子，下辈子跟我就没关系了。同时，种姓制度以社区为单位，人的宗族属性大于社会属性，利益往往与自己的种姓社区相绑定，人与人之间缺乏商业社会中的契约关系。因此种姓制度下的人民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诚信，碰到点啥事儿先保全自己的利益，要说服他们为国家民族挺身而出自我牺牲会很难。这就导致了南亚自古以来都任人鱼肉，外来入侵者来了一波又一波，南亚人民直接躺平，反正谁来统治都一样，大家都是“过客”。贪小利、爱占便宜的性格也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展出来的，这就好像房屋的租客从出租房里顺手牵羊，他们不会像房屋的主人那样爱护房子。
这里插个题外话，我知道有些人对于“印度人躺平”的说法存在疑问，理由是印度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的纠缠不休。这个问题其实恰恰能证明印度人的躺平——什么叫躺平？拳头打过来才会躺平！1962年我们一拳打过去之后，印度人不就躺了好几十年吗？如今两代人过去了，早已忘了拳头打在身上的疼，所以喜欢说大话和占便宜的老毛病又犯了。假如再给他来一拳，保管又能躺几十年。
另外由于种姓社会阶级长期割裂且固化——主仆关系不但是固定的，而且还世世代代延续，不同阶级之间自然发展出了一定的“相处模式”。当仆人的会心想，反正这一辈子做得好还是不好都是仆人的命，如何指望他们做事积极？这就好像你待在一个永远没有机会升迁的岗位上，你哪儿来的动力努力工作？种姓制度有一个基本设定：假如破坏种姓制度的原则，就会落得永世不得超生。所以他们不会明着反抗，表面上对主人恭恭敬敬，但背地里各种奸猾……在子承父业的种姓社会里，除了职业身份之外，这种阳奉阴违的小聪明也得以代代相传，当爹的除了教儿子手艺之外，还会教他们怎么偷懒占便宜。咱们在某些混吃等死的单位里面混个几年就能混成老油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混了几百上千年的老油条是怎么样一种形态。
印度教徒在这种终极的“混吃等死制度”下生活了两三千年，由于不同阶级各管各过活，尽管入侵者来了一批又一批，但统治者怎么换都不影响社会结构，整个社会大体上维持着一种平衡关系，这种稳定的和谐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05年的孟加拉分省事件，才让印度人民醒了过来。
奇怪了？就连饿死了一千万人的孟加拉大饥荒，都没导致社会动荡，分省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呢？——因为分省案把印度教民族主义给激活了，印度人民有史以来头一次要求民族自决。（关于孟加拉分省的始末，大家可以去看下《【解读】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关于孟加拉的章节）
说起印度从英国殖民地独立这件事，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印度人认为印度寻求独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们觉得如果让英国人继续管理下去的话，现在印度老百姓的平均生活水平肯定比选择独立要好，而且印巴也不会分治，印度次大陆将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那为啥印度当时非要独立呢？印度追求独立背后的推手正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19世纪时候，英国殖民统治带来的各种现代化理念和生活方式对印度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当时不少印度学者尝试通过对印度教经典的重新解释来进行宗教和社会改革，让古代的印度教文化能够适应现代文明，于是产生了一场印度教复兴运动（The Hindu Renaissance Movements）。所谓“复兴运动”说白了就是要从古代的文化和智慧中去寻找“真理”，属于旧瓶装新酒，跟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差不多——那套老话明显忽悠不下去了，得编一套新的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在这种新时代的新形势下，印度发展出了一个叫做“新吠檀多”（Neo-Vedanta）的现代印度教体系，这个新体系就有点像咱们洋务运动时候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了很多来自基督教的西方价值观来包装印度教传统文化——比方说，种姓制度显然不符合“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于是有样学样把这个观点引进了过来，说不管啥种姓，包括贱民，都是“神的孩子”（Harijan），这就创造出了“种姓平等”的说法。反正宗教这玩意儿本身就是靠解释出来的，是非黑白都可以颠来倒去。
这样一来，古老的印度教在现代文明框架下重新获得了生命力，因此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印度教跟古代的印度教并不是一回事儿，已经是世俗化的改良版了。那么这种“新印度教”要如何让印度人自己接受呢？这时候印度横空出世了一个叫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1863-1902）的牛人，将印度教带入了新的时代。
维韦卡南达在印度历史上的地位，大约相当于李小龙加上孔夫子。李小龙在《精武门》电影中一脚踢碎“东亚病夫”的牌匾，让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从此痴迷中国功夫；维韦卡南达则将印度的灵性文化介绍给了西方人，让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了印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该说，维韦卡南达更像一名艺术家、演讲大师，他的学术成就其实非常有限，作品基本上都是演讲汇编。但不可否认他非常善于推销自己的理念，将重新诠释过的印度哲学思想传播到了全世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居然搞起了“文化输出”甚至“意识形态输出”。
印度作为一个殖民地，能够搞反向文化输出，这当然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情，甚至在西方殖民历史上似乎都是独一无二的特例。维韦卡南达给印度灵性文化的全球传播铺平了道路，就像一位开路人、一座灯塔，大大增强了印度的“软实力”。于是印度人民不可避免地膨胀了起来，认为具有古老传承的印度教中的“灵性”（Spirituality）思想足以对抗西方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殖民者的西方文化更加优越。我们现在总觉得印度人的“蜜汁自信”和“傲慢自大”难以理解，这种自信和骄傲正是从维韦卡南达开始的——你们有耶稣、、孔子，我有斯瓦米·维韦卡南达。
有人问我，印度人民既然对自己的国家这么骄傲，为什么还要挤破脑袋移民呢？印度人骄傲的是自己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骄傲和对国家现状的失望并不矛盾。他们只会觉得是当前的国家政府辜负和背叛了自己伟大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不会认为是自己民族文化导致了现在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困惑，“灵性”是个啥呀？我这里得说一下，维韦卡南达传播的“灵性”哲学师承于一个叫做罗摩克利希那（Sri Ramakrishna Paramahamsa，1836-1886）的瑜伽士，这人从6岁起就有经常性的宗教狂喜体验，能看见各种各样的宗教异象。然而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医学的诊断观点，这些所谓宗教体验其实是因为他患有脑颞叶癫痫症（Temporal lobe epilepsy），而且他还是同性恋，是个“左道性力派”（Vāmācāra）的修持者。这派人相信男欢女爱能产生新的生命，是创造宇宙的根本动力，可以激发人类灵魂与肉体的能量，与宇宙大能合流，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这些人会跑去墓地挖死人的头盖骨，然后用头盖骨（Kapāla，即嘎巴拉）当做碗来吃鱼（Matsya）、肉（Mamsa）、酒（Madhya）、烧米（Mudra），最后通过享乐（Maithuna）来体验人和宇宙的合一。所以所谓的印度“灵性”文化，说白了就是疯子发疯说疯话，疯子的思维方式当然跟正常人不一样，然后那些西方人本身就对这种神神叨叨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一看觉得好牛逼——哎，我咋就想不到说这种话做这种事？
说维韦卡南达是印度的孔夫子，是因为他启蒙了他之后几乎所有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印度人看来简直是“天不生斯瓦米，万古如长夜”。我得承认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并不是只会忽悠西方人，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创举，那就是赋予了印度教徒的宗教使命感。
宗教使命感之前都是一神教的专利，一神教将自己视为宇宙唯一真理的传播者，信徒充满了传播宇宙真理的使命感。维韦卡南达受过西方教育，他最喜欢的书除了《薄伽梵歌》之外就是天主教灵修书《师主篇》（De Imitatione Christi），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在他的诠释中，世间万物都是神的化身（类似于唯一真神的全能全知），因此为他人服务和献身，就相当于为神服务和献身，把传统印度教里面瑜伽和苦修等实践法跟基督新教里的社会服务概念结合到了一起。
这样一个逻辑自洽的设定，打破了混吃等死的被动性，那些愿意为印度牺牲、具有献身精神和使命感的人们，本来还在犹豫不决，这下突然间有了可以倚仗的理论武器，于是就激励起了一批具有抗争精神的独立斗士。更何况维韦卡南达在西方世界的广受欢迎，已经证明了印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牛逼，既然咱们代表了宇宙文明之光为啥还要让英国人统治我们？印度独立人士对他的评价之高简直不可想象：
印度的宪法之父阿姆倍伽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 ，1891-1956）认为他是印度历史上除了佛陀之外最伟大的人；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督查克拉瓦尔蒂（ChakravartiRajagopalachari ）认为是他拯救了印度教和印度；
莫迪更是对维韦卡南达推崇备至，他放出了要让印度成为“世界导师”（Vishwa Guru）的狂言，而“世界导师”这个头衔正是来自于维韦卡南达。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一个多世纪前印度就已经是“世界导师”了，现在再次成为“世界导师”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儿。
维韦卡南达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印度文化使其成为了“民族主义的先知”，给印度人民打了鸡血，播下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种子……之后孟加拉分省事件产生的不满情绪成为了这颗种子茁壮成长的肥料，维韦卡南达的思想则成为了团结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武器。
1905年分省案一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里我简单说一下原因，分省案之所以造成那么大的反应，是因为英国人为了方便自己统治管理，人为地制造出了一个人口占多数的东孟加拉，打破了原有的地区宗教平衡，由此产生的矛盾造成了教和印度教宗教民族意识的觉醒。
维韦卡南达正是孟加拉人，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印度的思想界很活跃，出了好几个牛人，印度三圣都是在那个时代出现的——“圣哲”阿罗频多（Śri Aurobindo Ghose，1872-1950，也译作奥罗宾多）、“圣雄”甘地（Mohandas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圣诗”泰戈尔（Rabīndranātha Ṭhākura，1861-1941）。阿罗频多我们可能听得不多，但这人在印度独立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可说是印度独立政治理念的奠基人，他的灵感正是来自维韦卡南达的著作。印度独立的四大目标——自治（Swaraj）、主权（Swadesh）、（Boycott）、国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就是他提出来的。阿罗频多认为想要民族进步、民族改革的前提条件是民族自由。咱们这么伟大的印度，假如却只能做人家的殖民地，这不是在打脸我们的“文化优越性”嘛！所以首先得要搞定“独立”这件事儿。
逻辑摆在这里——独立不独立，关系到维韦卡南达满世界吹下的牛逼能不能成立，所以非独立不可。这就好像李小龙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功夫，咱们不搞个手撕鬼子说不过去。
提出独立的理想不难，可是要如何从殖民地独立？要独立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却属于技术问题。印度人民在历史上从来没搞过老百姓反抗统治者的事儿，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谁都不确定具体要怎么干，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路线之争”——依靠上层贵族还是依靠下层人民？暴力反抗还是非暴力不合作？要团结不同宗教还是要印度教至上？要知道印度本身就是强行糅合起来的一个国家，内部混乱得很，不同民族、宗教都有自己的派系和利益，光靠耍嘴皮子空谈根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所以基本上是一边在争取独立一边在内部分裂。
我这里简单讲讲，印度最早的主要政党是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这是一个精英政党，他们一开始只是想为了让受过教育的印度精英阶层能够更多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并没有独立的诉求；孟加拉分省之后，先提出了自治的要求，他们才开始关注起了独立和自治的可能性。国大党的这种精英意识形态是偏世俗化的，他们觉得印度教和应该联合起来反抗英国统治，后来甘地当上国大党主席之后，更是把“非暴力不合作”当做了自己斗争纲领。
这种温和保守的作风难免就让党内那些激进人士很不爽，于是国大党里头分裂出了两个持不同政见的其他党派——那些反对跟合作的人，成立了“印度大斋会”（Hindū Mahāsabhā），这个政党旨在最大程度捍卫印度教的利益；而那些反对“非暴力”路线的人，成立了“全印前进同盟”（AIFB，All India Forward Bloc），创始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钱德拉·鲍斯。
很多人就算没有听过钱德拉·鲍斯，应该也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印度在二战时候为了独立，曾经不惜与日军合作来赶走英国人——干这事儿的正是钱德拉·鲍斯。
钱德拉·鲍斯是印度历史上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笔，如果不是他英年早逝，差点就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走向。莫迪本人正是钱德拉·鲍斯的小迷弟，上任后数次头戴军帽以致敬鲍斯，他们两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毫不畏惧使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行事风格果断决绝。
钱德拉·鲍斯和甘地可谓是政治上的宿敌，虽然他们曾经同在国大党，并且都担任过国大党主席，却有着截然相反的主张。甘地是个理想主义者，只接受用非暴力手段来达到独立的诉求；鲍斯却是个现实主义者，对暴力革命的信仰堪比列宁，认为只要能够独立，一切极端手段都可以接受，极力主张对英国人使用武力。他最著名的话正是——“给我血，我就给你自由！”（Give me blood and I will give you freedom）鲍斯这句话常常让我想起清末的谭嗣同，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鲍斯就像谭嗣同，他明白一切社会进步都需要代价。
尽管鲍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他却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无神论战士。因为鲍斯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维韦卡南达传播的新印度教哲学教义之上，摆脱不了印度教“灵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十分欣赏法西斯的极权治理模式，一心想要从中学习治国经验，并且主张联合法西斯主义的轴心国来对抗英国，争取印度的独立。
鲍斯曾经会见过希特勒和党卫队首领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Himmler），跟日本关系也十分密切，但这并不代表他完全认同法西斯主义。早在1930年代鲍斯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念，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最大的黑点是自私狭隘的种族主义，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想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试图探寻一条介于和法西斯主义中间的道路。这条道路大致相当于唯心有神论的社会主义，或者不搞人种论的非典型法西斯主义。
大家可能不知道，事实上这种非典型法西斯主义早有成功先例——土耳其。土耳其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的意识形态跟法西斯主义很相似，而且在当时属于原创实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来的纳粹主义有着巨大的启发作用。中国读者一般对凯末尔不了解，这个人真的特别牛逼，可以说是那种力挽狂澜乃至开天辟地的政治奇才，我觉得凯末尔可以在整个20世纪的政治人物中排名前十。当时整个世界正处于从帝国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过渡阶段，凯末尔硬是推翻了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色佛尔条约》（Traité de Sèvres），将已经被迫割让出去的领土大部分都夺了回来，其后对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的改革也相当成功，一顿操作猛如虎，通过对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改良主义、世俗主义的有机结合，把气数已尽的奥斯曼帝国改造成了现代的土耳其。
凯末尔证明了一件事，什么“自古以来”，什么“有效条约”，都是可以用枪杆子来推翻的。德国后来拒不履行《凡尔赛条约》，对欧洲列国反攻倒算，土耳其的榜样作用功不可没；凯末尔的威权主义也被纳粹党给学了去，变本加厉升级成了极权主义；甚至德国屠杀犹太人都是跟在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后面有样学样……总之，土耳其就是一个成功的非典型“法西斯国家”，而且很聪明地在二战中选择了中立，没有像轴心国那样把自己给作死了（虽然轴心国发动战争也有其理由）。在印度独立之前，法西斯主义在印度非常有市场，印度的大部分独立人士或多或少都曾经对法西斯主义表示过肯定。
现在回过头想想，土耳其的这套操作其实还真挺适合印度从殖民地过渡到现代国家的，鲍斯便是那个想要成为“印度凯末尔”的人。鲍斯对印度的社会问题远比甘地要看得清楚，他认为民主制度不足以改变印度的贫穷和社会不平等，至少要先在印度搞20年像凯末尔那样的威权统治，以推动印度的社会转型，让印度变成一个世俗主义的独立国家。
但甘地可不这么想，甘地觉得鲍斯杀气太重，有伤天和，是自己建立罗摩盛世（RāmaRājya）理想国的重要障碍，现代化的世俗国家对他也没什么吸引力。甘地跟鲍斯讨论国家前途和命运实属鸡同鸭讲，每当我想象这一场景，就仿佛看见甘地在跟鲍斯说：“悟空啊，我叫你不要乱扔东西啊，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
可惜造化弄人，1945年将星陨落，钱德拉·鲍斯死于飞机失事，年仅48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只不过甘地本身就不是什么英雄，他听到鲍斯的死讯反而很高兴，在跟友人的通信中幸灾乐祸地表示鲍斯死有余辜：“鲍斯死得好啊！他虽然爱国，但他实际上是在误国。”（Subhas Bose has died well. He was undoubtedly a patriot, thoughmisguided.）——有道是“贼喊捉贼”，貌似甘地才是那个“误国”之人吧？
鲍斯罹难的地点是当时由日本占领的台北，重度烧伤后当天便去世，两天后尸体被火化。由于身在海外死没见尸，许多他的追随者都不愿相信他已经死了，于是各种阴谋论和传说流传开，或说他藏身某处，或是说他成为了苦行僧……这些传说至今仍在流传，而鲍斯的影响力也从未因他的离世而消散。鲍斯生前曾经组织过一支印度国民军（INA，Indian National Army），跟轴心国站在统一战线对抗英国统治。轴心国战败后，一些印度国民军被遣返回印度后因“叛国罪”遭到了审判——这种把“爱国”说成“叛国”的做法，无疑是一记昏招，彻底激怒了印度人民，全民政治意识被唤醒，就连英国军队的印度士兵也公开表示支持印度国民军，军队的哗变箭在弦上……这就是为什么英国首相艾德礼会说钱德拉·鲍斯才是英国退出印度的真正原因。
但我知道鲍斯是真的死了，因为如果鲍斯没有死的话，他绝对不会接受印巴分治的方案，绝对不会容忍甘地和尼赫鲁对印度的背叛。
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大部分印度近现代历史，是由国大党书写的，在这样的历史观里面，会让人以为似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是印度反抗殖民统治的主流。但事实上怎么可能人人都是像甘地那样的理想主义圣母？在印度独立前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大部分都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而鲍斯只是相对比较极端的一个。
甘地为了自己“非暴力”的宗教情怀与理想，为了避免内战，纵容了对印度的分裂，导致了印巴分治，当时就有很多印度的有识之士认为这是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最讽刺的是，“非暴力”的做法并没有避免暴力，印巴分治加上后来的孟加拉独立战争，死了好几百万人；而克什米尔问题也遗留至今悬而未决——就如同钝刀子割肉一般，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有大量的人死于甘地“非暴力”的决定。
甘地的软弱妥协招来了刺杀，刺杀甘地的人叫高德西（Nathuram Vinayakrao Godse，1910-1949），他刺杀甘地的事儿我在《朱熹、甘地与格蕾塔》里写过。关于高德西的政治身份，大多数人都会强调他是RSS成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国民志愿服务团），因为现任印度总理莫迪就是RSS的成员。但事实上，高德西在刺杀甘地的时候，可以确定的身份是前面说到过的“印度大斋会”成员，究竟是否属于RSS则存在争议，最有可能的是，他同时活跃在“印度大斋会”和RSS这两个组织里。
印度大斋会和RSS、以及现在的印人党，这几个党派组织在意识形态上一脉相承，下面我就来跟大家扒一扒这三者的历史和关联。
前面讲过印度大斋会是由于理念不同从国大党里面分裂出来的，所有的印度独立组织都是属于“印度民族主义”，但印度大斋会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一字之差大不相同——前者是“印度全世界最牛逼”，后者是“印度教全世界最牛逼”。建立印度大斋会一开始是为了抗衡全印联盟（All India Muslim League），大斋会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猛人叫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1883-1966）。后来1948年高德西刺杀甘地的案件中，萨瓦卡被指控为同谋，尽管法院宣判他无罪，但再后来的许多年里这个名字在印度都不大被待见，直到印度人民党上台之后才让他的许多思想和观点重见天日。
萨瓦卡是个婆罗门种姓的印度教徒，他打小就不安分，特别仇恨，12岁的时候带领着小伙伴们砸了他们村庄的寺。萨瓦卡长大之后加入秘密社团，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政治犯，被抓到后扔进了大牢里。没想到他坐牢的时候也没闲着，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Hindutva：谁是印度宗教徒？》（Hindutva: Who Is a Hindu?），提出了Hindutva这一概念。
Hindutva这个单词由Hindu和梵文后缀tva组成，在英文中对应Hinduness。Hindu一般情况下翻译为“印度人”或“印度教徒”，但这里的意思是“印度宗教徒”，并不限定在“印度教徒”的范畴内，也不分雅利安人或达罗毗荼人等种族，萨瓦卡认为所有信仰印度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等源于印度次大陆的宗教的信徒都可以算是“印度宗教徒”。这虽然代表了一种很典型的“大印度教主义”观点，但也不能说毫无依据，前面我就讲过，印度次大陆上产生的宗教本质上都是在古代吠陀文明思想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属于同一个泛印度宗教体系。
所以Hindutva这个词大致可以翻译成“作为一个印度宗教徒所应有的特质”，这是一种印度文化优越论的意识形态。Hindutva这个定义的出现，是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完善，寻求建立一个印度文化为主导的国家，按照印度宗教徒的方式生活，推崇印度文化和宗教。瓦萨卡把“印度宗教徒”描述成了一种文化和政治身份，以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为身份识别，他认为只有泛印度宗教体系才具有正统性。和基督教徒如果愿意让自己皈依并融入印度的主流文化，也可以成为“印度宗教徒”；但要是他们冥顽不灵，那便是对印度文化的威胁和侵蚀。
按照对Hindutva的解释，这种意识形态的目标是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不同宗教、民族进行同化。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并非基于宗教和神权的概念，但事实上Hindutva先入为主地把印度宗教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定义成了“正当”和“主流”，主张一神教的信徒皈依印度宗教。他的理由是：印度次大陆原本只有印度宗教，这些一神教的信徒祖上都是印度宗教徒转换过去的，让他们皈依印度宗教是在正本清源。大家或许已经发现这里面的逻辑陷阱了——假如说“印度文化”只能基于印度宗教的文化，那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只是对自己“宗教民族主义”的一种掩盖，宗教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不过呢，萨瓦卡虽然将印度宗教文化视为正统，但他并不是一个守旧的人，他强烈反对种姓制度以及其他印度教社会的陋习，旨在建立一个以印度文化为底色的现代化国家。
只要你相信每个人的命运是被业力所造，那你就是印度宗教徒——相信因果轮回是泛印度宗教的特点 图源： “随水文存 ”微信公众号
萨瓦卡跟钱德拉·鲍斯一样对法西斯主义表示肯定，不过这两人在种族主义的观点上不同，钱德拉·鲍斯明确反对种族主义；萨瓦卡则是个种族主义者，他的主张是进行和平同化——此处有“但是”——但是，假如对方不接受“和平同化”，那就对不起了！他认为犹太人之所以会遭到德国人的屠杀，问题出在犹太人的顽固，如果犹太人顺从并皈依德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就不会被屠杀了。他用同样的逻辑来探讨南亚的，并且还放了话出来：“如果我们印度宗教徒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么朋友就不得不扮演德国犹太人的角色了。”（But if we Hindus in India grow stronger in time, these Moslemfriends of the league type will have to play the part of German Jews.）
萨瓦卡嘴炮打得爽，却是只当做耳边风。从来都是教去同化别人的，因此自然就成了萨瓦卡的眼中钉。萨瓦卡毫不掩饰地表示印度警察和军队中的都是“潜在的威胁”，主张减少政府部门中人数。在他希望建立“统一婆罗多”（Akhand Bharat）的愿景中，属于“二等公民”，除非他们愿意被同化。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如今被莫迪很好地继承了下来，莫迪现在想把印度国家的名字改成“婆罗多”，大概可以算是建立“统一婆罗多”的第一步。
但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在“统一婆罗多”的设想中，整个南亚次大陆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不丹、阿富汗，甚至我们的西藏都是“统一婆罗多”的一部分。但这一设想目前并不代表印度官方的意识形态，只是一些极端印度民族主义者不切实际的意淫，以及RSS等极端印度民族主义团体虚构历史的依据。我看过的一个最具野心的“联合婆罗多”（United Bharat）地图，直接把环印度洋的所有区域都划成了印度领土，包括整个南亚、东南亚、中东非州沿海，以及澳大利亚的一半……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一些印度政客宣传这些地图，也并不代表印度官方意识形态，只是印度民间的意淫。更夸张的“联合婆罗多”。 图源： “随水文存 ”微信公众号
历史证明，政治犯坐牢这个事儿有时候就跟读MBA差不多，进去一趟不但镀了金成为政治资本，还有可能结实各种志同道合的好基友。对于萨瓦卡来讲，他那会儿在英国人的监狱里坐牢，就把牢给坐成了人生转折点。他坐牢的时候写出了《谁是印度宗教徒》这个小册子之后，被一个叫赫奇瓦尔（Keshav Baliram Hedgewar，1889-1940）的人读到了。赫奇瓦尔一读之下简直振聋发聩，专门跑去牢里让萨瓦卡指点江山。在萨瓦卡的启发之下，赫奇瓦尔着手创立了RSS国民志愿服务团。
既然已经有了印度大斋会，为啥还要搞这个国民志愿服务团呢？——这两个组织意识形态相近，但职能并不一样。当时这些代表各种意识形态的党派组织吧，有个共同点就是大部分参与者都属于印度精英阶层，大部分接受过西方教育。然后他们自己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印度社会由于种姓的存在，长期以来都阶层割裂，不同阶层不但有着不同的利益，甚至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教育。上层有些人接受了西方教育之后民智开启觉醒了，下层老百姓依然还是浑浑噩噩混吃等死，觉得跟自己没关系。这些下层老百姓无疑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赫奇瓦尔就意识到得把下层老百姓动员起来参与运动。
赫奇瓦尔这个人一开始是做医生的，他大概就跟鲁迅一样，觉得医术只能救肉体，而要拯救印度得从老百姓的思想上入手。他反思之后认为，英国人之所以能够以那么少的人数统治整个印度次大陆，都是因为印度人的劣根性——不团结、懦弱、缺乏社会责任感（Disunited, lacked valour and lacked a civic character）。
这些劣根性我一开篇就分析过了，固化的社会阶级会让老百姓缺乏公民意识和主人翁意识，要根治的办法只有彻底在文化上打碎种姓制度（光在法律上废除是不够的），让阶级充分流动起来，但这个方法在印度显然行不通。既然没法儿治本，那就治标好了，赫奇瓦尔想出了一招——洗脑加军事化训练。
抛开意识形态和诉求不谈，RSS的组织思路其实跟早期很像，靠的是动员基层力量。赫奇瓦尔在各地建立起“党支部”（Shakhas），招募了一批精力过剩的印度教社会青年，向他们传授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的“服务理念”和萨瓦卡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话说印度教有一个重要的流派叫做“奉爱”（Bhakti，也译作“虔信”），通过将自己奉献给神获得终极解脱。我前面讲到过，维韦卡南达在重新诠释印度教哲学的时候已经说了，万物生灵都是神的化身，可以通过奉献他人来奉献神灵，这就让“奉爱”跟服务社会无缝衔接了起来。
“奉爱”虽然听着拗口，但这玩意儿大家并不陌生，不管去没去过西藏，不分日夜磕长头总知道吧？这其实就是印度传过来的“奉爱”行为。大家想想，要是兄弟把磕长头花的那点力气，全都拿来为人民服务，是不是社会就能和谐得多？RSS就相当于跟大家讲，你们与其每天磕长头，不如扶老奶奶过马路，扶老奶奶就相当于扶“神”本人，效果是一样的。在各种服务里头，“献身”是最高级别的，献身精神可以说是RSS的核心。但大家应该也知道，宗教但凡开始鼓吹“献身”，距离极端化就不远了，那些个自杀人弹都觉得自己是在“献身”。
进行过思想教育之后，赫奇瓦尔给这些小青年们穿上了统一的制服，教他们使用武器，对他们进行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训练，让他们出去“服务”。他们都服务些啥呢？这个志愿服务团一开始就相当于一个印度教乡勇民兵团，专职护教，比方说平时印度教社区里面有啥天灾人祸的，他们会去帮忙；印度教有啥朝圣活动，他们过去护送，防止搞破坏；当印度教徒需要组织一些抗议的活动时，他们操着棍棒冲在前面跟干架……这种宗教意识形态决定了RSS就像一个低配版的“十字军”，或者说印度教“”。
之所以会有这种需求，是因为孟加拉分省之后，各种宗教民族主义意识都在觉醒，印度教徒跟的冲突频繁，需要有自己的民间武装力量保驾护航。RSS的使命正是改造印度教徒的精神和品格，让他们为印度教无私献身，从而打造一支纪律严明的“护教军”。
我前面说过印度大斋会是以印度独立为诉求，打着“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号搞“宗教民族主义”；RSS则毫不掩饰自己的宗教民族主义，他们的目标正是大力复兴印度教，竭力打压教。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印度大斋会和RSS有各自的分工，印度大斋会负责“立牌坊”，搞的是设计规划，政治理想诉求清晰；RSS负责“当”，专门打下手干脏活，比方说那些打击报复之类不太方便以印度大斋会名义做的事。印度大斋会里面都是政客，RSS里面都是混混，所以印度大斋会在表面上一直都小心翼翼撇清自己跟RSS的关系，但大家心里有数。另外这两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都具有一定的改革诉求，印度大斋会偏向于社会和政治改革，RSS则偏向于宗教组织形态改革。
维韦卡南达所提出的“宗教使命感”，在RSS中得到充分实践，这也就使得RSS的组织方式趋近于一神教：一方面讲究社会责任、奉献、服务，提倡集体主义、组织性和纪律性，看起来是个温暖美好的大家庭，对组织内部的人无比友善；另一方面又将这一切都限定在特定的人群认同中，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对组织外部的人十分排挤。想要对抗一神教，当然必须要把一神教的优势吸纳过来。
当代的RSS做的很多工作跟一神教的教会非常相似，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救助工作和社会平权活动，比如投身飓风、洪水后的救灾工作；新冠疫情期间为印度各地的穷人提供生活基本保障物资；又比如致力于提升贱民的地位，促进印度教内部的团结……正是这些深入基层服务民众的工作，使得RSS争取到了大多数的民心。同时由于RSS采取了这种地方基层“党支部”模式，所以他们跟印度处在同一个竞争位面上。然而这种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在印度次大陆这片满天的土地上显然水土不服，完全竞争不过RSS，RSS的存在很可能就是无法在印度遍地开花的原因。
RSS成员给学生免费食物。一个组织要在民间扎根，肯定得要关爱老百姓 图源： “随水文存 ”微信公众号
在意识形态上，RSS明显要比印度大斋会要更极端，对少数群体的容忍度更低。RSS的第二任领袖戈尔沃卡（Madhavrao SadashivraoGolwalkar，1906-1973）曾经说过：印度次大陆的非印度宗教居民，要么皈依印度宗教，要么必须尊重、学习、崇拜印度宗教，不然的话就不能要求任何权利——包括公民权。这一宗教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强烈的主张如今已经在2019年颁布《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中得到了体现，印度的难民无法像其他宗教信徒那样获得印度公民身份，成功让他们成为了“二等公民”。
钱德拉·鲍斯断然否定了纳粹主义，萨瓦卡对纳粹主义的态度遮遮掩掩，而戈尔沃卡在二战前曾经公开赞赏纳粹主义观点，认为这是“民族自豪感最高的体现”（ National pride at its highest has been manifested here），能从希特勒的种族纯洁意识形态中获取灵感——这几个人不同的观念把组织带上不同的意识形态道路。不过呢，后来由于英国与德国敌对，RSS选择跟英国主子站在一起，就不再公开表示对纳粹主义的赞赏之情了。
RSS为什么会支持英国呢？这个我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RSS跟那些明确要求独立的政党不同，由于它是个民间组织，求生欲很强，为了不给英国殖民政府有打压的口实，尽可能低调行事；他们只表态印度宗教问题，从不要求独立，也从不批评英国政府，会尽量避免被政治斗争波及。甘地遇刺的时候，刺客高德西曾声明他是独立采取行动的，早已退出了RSS，RSS也赶紧声明证实高德西已经离开了组织的说法——这些声明都是为了避免RSS受牵连，然而后来的取证指向了高德西在刺杀甘地时依然是RSS的成员。
究竟是不是成员，难道没有相关的记录可查吗？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RSS在政治上的谨慎——任何男性只要去就近的“支部”就能加入RSS，而RSS声称内部不会留下任何记录，因此RSS并没有精确的成员人数统计。我查到的资料上说，2016年印度全国共有56859个RSS“支部”，估算成员在500万到600万人左右。
远离政治是RSS早期的生存策略，然而像这样一个组织注定无法置身事外。英国人走后，原来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印巴一分为二，一记乾坤大挪移把给挪走了，印度内部的宗教矛盾在大部分地区暂时得到了缓和，一时间国大党一家独大，但底下暗潮涌动。
1948年甘地遇刺之后，国大党以同谋为借口逮捕了印度大斋会的萨瓦卡和不少RSS成员，对印度大斋会和RSS进行了污名化，其动机很可能只是政治迫害，打压异己势力。这让RSS的领导人戈尔沃卡意识到了一件事——RSS羽翼既丰，想要继续保持低调已经保持不下去了，接下去有必要参与政治，进行主动出击。于是他联合了印度大斋会的前任主席希亚姆·穆克吉（Syama Prasad Mukherjee）创立了印度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简称BJS），当时他们肯定不会想到这个原本只是想在夹缝中求生的小政党有朝一日居然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印度人民党（BJP，Bharatiya Janata Party，简称印人党。现在印人党有1.8亿党员，中国排在印人党后面是第二大）。印度人民同盟里面的大部分人都来自于RSS，从组织关系上来讲，这个党派算是RSS的下属机构（Sangh Parivar）。
印度人民同盟成立的前一年也就是1950年，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东北部的一个叫做沃德讷格尔（Vadnagar）的小镇，莫迪出生在一个Modh-Ghanchi-Teli种姓的印度教社区，Modh是个从事纺织、杂货、金融的吠舍种姓，Teli早期是个专门榨油的首陀罗种姓（苦力），后来随着参与贸易，族群经济地位提高而升入了吠舍种姓（工商业）。
莫迪的童年时代，他父亲在火车站附近摆摊卖奶茶。卖茶是个十分符合莫迪种姓身份的职业，他父亲烧好了茶之后，莫迪会提着茶壶到火车站里卖给旅客。火车站的卖茶小弟在今时今日的印度依然很常见——通常都是一个小伙子提着一个保温桶和一次性杯子，向乘客兜售奶茶。莫迪小时候应该还没有保温桶这么高级的东西，多半用的是个铜水壶。后来莫迪跟他哥哥自立门户，跑去汽车站继续卖茶。
莫迪虽然干着卖茶的活计，却有着一颗不甘平凡的心。他在宗教上深受维韦卡南达的影响，立志成为一个像维韦卡南达那样的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纵横四海，充满为神服务和奉献的精神。凭着一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心，在8岁那年，他就加入了当地的RSS支部，开始接受RSS“训练”——训练内容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一是灌输意识形态，二是军事训练。
RSS很早就意识到了革命要从娃娃抓起，不限制入会者的年龄。像莫迪这样的小孩儿，入会后通过训练就能够成为志愿者（Balswayamsevak）。但莫迪的志向更为远大，他想要成为RSS组织的骨干（Pracharak），骨干相当于RSS的全职传教士、宣传员，职责是宣传RSS的意识形态，在各地建立支部。RSS的成员有五六百万，其中骨干不过2500人，差不多两千人才有一个骨干。要成为骨干可不容易，首先必须过苦行僧（Sadhu）式的生活，纯素食主义，放弃职业和家庭生活，以及不必要的私人财产，一心一意为RSS献身。这种理念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如今如果你想要加入RSS，只要登录官网填个在线表格就行，当地支部会跟你联系 图源： “随水文存 ”微信公众号
莫迪虽然志向远大，可他毕竟只是个小孩儿不是吗？不得不听从家庭安排13岁那年订了婚，并于18岁完婚。据他自己说，为了能够成为RSS骨干，遵从禁欲独身的守则，他跟他妻子从未有过“夫妻之实”，而他妻子在采访中也证实了这一说法。莫迪到底是不是童子之身我们恐怕永远不会知道，但他婚后很快就离家出走四处云游，并且长期与妻子分居，分居前的三年时间里，他跟妻子只相处了三个月。在2014年参加印度总理大选之前，他从未正式公开承认过他的婚姻。在印度这个毫无隐私的社会，要做到隐瞒自己的婚姻，莫迪恐怕真的是从来不跟他妻子有来往。
19岁的莫迪丢下新婚的妻子，追随着偶像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的足迹在各地云游朝圣（维韦卡南达曾经在印度各地云游了5年），屡次由于出身低贱且教育程度低下被那些印度教寺院机构拒之门外。在给他叔叔打工了一段时间之后，莫迪在21岁那年如愿成为了RSS的全职骨干，他在德里的RSS支部从一个打杂小弟做起——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打扫卫生，为高级骨干们煮茶、做早饭、洗衣服等等。之后，莫迪以无牵无挂的骨干身份为RSS兢兢业业服务了很多年，同时完成了政治学学士和硕士的学业，在RSS中的地位慢慢变得越来越高。
1962年尼赫鲁在中印战争中的失败使得国大党的威望大跌，1964年他病逝后，印度的政治平衡又一次被打破。尼赫鲁的女儿英吉拉·甘地（Indira Gandhi，1917-1984）接过父亲衣钵上台后，却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她的威望不足以驾驭印度互相倾轧的官僚体系，结果导致了国大党的分裂。
为了聚集力量党同伐异，英吉拉·甘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强硬的独裁者，然而越是强硬造成的反弹也就越大。更倒霉的是，她赶上1970年代国际原油价格大涨、卢比大幅贬值，国内经济受到重创，同时印度的失业、贫困、物资短缺都是她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再加上印度插手了孟加拉独立战争，国家安全也受到威胁……总之，当时印度国内局势变得一团混乱，各种抗议四起，政治局面动荡，英吉拉·甘地的政敌们认为这是一个打垮她的好机会，纷纷起来指责英吉拉政府的独裁和腐败无能，甚至试图通过指控她选举时候徇私舞弊来剥夺她的权位——事实上那个指控只是因为她使用警力帮她搭建选举讲台。
在这种四面楚歌山雨欲来的形势下，1975年英吉拉·甘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下，她几乎拥有了为所欲为的无限权利，大肆逮捕政敌，解散了反对党的地方政府，拘留那些抗议者，禁止了新闻自由，推迟了选举，强制推行了绝育措施……
这种紧急状态持续了21个月，紧急状态期间印度人民同盟和RSS的很多成员被监禁了起来，RSS直接被作为非法组织给取缔了。莫迪也回到了家乡古吉拉特成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务是分发传单和募集资金。在那段时期，莫迪就跟敌后武工队一样，经常得要乔装打扮，有时候打扮成苦行僧，有时化装成锡克教徒。
“紧急状态”看起来好像打压了政敌，但由于英吉拉·甘地没有魄力也没有能力把所有的反对派赶尽杀绝，结果应了那句话——杀不死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从长远来看，英吉拉·甘地正是国大党的掘墓人，她不彻底的政治清剿制造出了国大党最大的宿敌——印度人民党。
紧急状态结束之后，反对派们同仇敌忾拧成了一股绳来对抗她，包括印度人民同盟在内的几个被国大党打压的政党合并成为了人民党（Janata Party，JP），他们抱团的目标很明确——让英吉拉·甘地下台。人民党在1977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我们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1924-2018），就是那个时候以外交部长的身份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中印战争之后重建印度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正是他，他对后来中印关系的推进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这个人民党虽然选举的时候挺生猛，也确实把英吉拉·甘地干了下去，但后来的施政并不成功，最致命的问题在于这支乌合之众的队伍内部出现了分歧。由于这些政党来自不同领域，各自的意识形态诉求差异很大，RSS的民族主义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受到社会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的排挤。瓦杰帕伊作为一名RSS的资深成员，被党内其他领导人逼着选边站——如果要继续留在RSS，就不能留在政府里担任公职。瓦杰帕伊选择了忠于自己的信仰和RSS，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是辞去了政府职务……这种党内斗争最后导致了人民党的解散。
虽然党没了，但人还在，解散后的一些志同道合的老人默契地走到了一起——印度人民党（BJP）粉墨登场。
瓦杰帕伊成为了新生的印度人民党的第一任主席，之前杂牌军人民党内部意识形态的纷争，他虽然选择了站在RSS这边，但这件事让他开始反思——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会不会真的不适合治理国家呢？
于是瓦杰帕伊上任印人党主席之后，着手对印人党意识形态进行了调整，变得倾向于温和的甘地社会主义（Gandhian Socialism）。甘地社会主义就是我前面讲过的罗摩盛世理想国，是一种基于伦理想象的完全平等、自给自足的古典农业社会。甘地社会主义的理念有些像原始，以宗教伦理道德为前提，不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否定了经济学的“自私”假设。所以除非整个社会全部都由清心寡欲的圣人组成，否则甘地社会主义只可能是个空想。
不出所料，印度人民不吃这套，导致印人党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中一下子丢了好多席位。1980年代正是印度内部宗教矛盾激化的时代，锡克教徒在旁遮普，导致了后来政府的血腥以及英吉拉·甘地的遇刺身亡，全国上下民族主义情绪异常强烈。（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参见《【解读】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中“卡利斯坦”的章节）
印人党一看苗头不对——此路不通啊！为了选票，咱们还是得顺应民意！于是回到了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老路，赶紧搞出了一个“罗摩神庙运动”（Ram Janmabhoomi Mandir Movement）来重新赢得民心，这场运动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大家应该都知道《罗摩衍那》（Rāmāyaṇa）是印度最重要的神话史诗之一，印度人不修史，长期以来把神话当历史。经过他们对“历史”的考证，认为作为毗湿奴（Vishnu）化身的罗摩诞生在北印度阿约提亚（Ayodhya）的一个地方，好死不死的是这个地方居然建了一座寺。按照传闻，这里原来是一座罗摩神庙，被统治者鸠占鹊巢，所以印度教徒认为要夺回自己的东西。话说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那座寺下面确实有一座遗迹，但之前究竟是印度教还是佛教寺庙，则没有定论。
因此阿约提亚就相当于印度教的耶路撒冷，是个非常敏感的地方，然而也正因为敏感，搞宣传的话能够事半功倍。罗摩神庙运动主张把寺推倒，然后在这里重建一座罗摩神庙，以纪念伟大罗摩的诞生。运动的号召一出，立马在印度教徒群体中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在政治上也获得了立竿见影的回报——印人党在1989年的选举中从惨兮兮的2个席位上升到86个席位。可以说印人党打一开始就是利用民间宗教矛盾崛起的，走的是民粹主义路线。
既然给选民的大饼画好了，总不能光说不练吧？拆寺这个事情总得有人干吧？说到这里我得隆重介绍一下RSS下属的另一个更为极端的组织——世界印度宗教徒大会（Vishva Hindu Parishad，简称VHP）。VHP继承了RSS的意识形态，但是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敌意要更深。VHP的创始人阿普特（Shivram Shankar Apte）曾这么说：
VHP跟RSS一样，平时也搞社会服务，比如给一些村民进行医疗培训、职业培训，经营一些福利机构；在提高贱民地位、减少种姓歧视等问题上，VHP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之所以这么积极是为了搞宣传——印度教好啊！罗摩大神好啊！只有让大家都觉得印度教好，才能方便他们开展最重要的工作——宗教转化。前面讲过RSS是深入基层收买人心，VHP则在RSS的工作基础上更进一步，一方面预防印度宗教徒皈依一神教，另一方面努力将一神教徒转化成为印度宗教徒——在这种洗脑和反洗脑工作上，各种宗教都差不多，基督教在民间传教不也是这么搞的嘛？要说服你入教肯定得要让你先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嘛。
这么明目张胆抢其他宗教的人，毫无疑问会让宗教矛盾激化。VHP本来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生力军，从来都不忌惮搞极端主义加深宗教仇恨，“罗摩神庙运动”的主力军正是VHP。
对VHP而言，这是一场夺回“耶路撒冷”的圣战，他们先是通过“战车之旅”（Ram Rath Yatra）和“团结之旅”（Ekta Yatra）在全印度范围内宣传造势，而我们RSS的骨干莫迪正是这些全国巡游宣传活动的组织者。这两次巡游相当于“大串联”，煽动起了印度教徒们疯狂的宗教热情，所经之处遍地动荡，宗教仇杀死了好几百人。1992年底，VHP和印人党在阿约提亚聚集了15万人，如愿以偿地把寺给推倒了。
一转眼十年过去，们从未遗忘毁寺之仇。2002年，一列满载着印度教朝圣游客从阿约提亚返回古吉拉特的火车，停经路上的一个车站，车上乘客与车站小贩发生了争吵，随后4节车厢起火，有59人被活活烧死。
直到现在都没搞清楚那把火究竟是谁点起来的，古吉拉特邦政府的调查结果说有一两千参与了纵火，中央政府的调查结果说是一场意外……听起来都挺扯淡的，事情的真相恐怕永远都不会大白于天下。
在火灾发生之后，时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莫迪立刻意识到他等待了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无疑是一个实践RSS理念、对进行宗教清洗的大好机会。不管火车纵火案的真相如何，人命摆在那里，于是他未经调查就立即宣称这次事件是一场，说是当地配合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所为，还在报刊上刊登子虚乌有的绑架印度教妇女的故事。为了煽动仇恨，甚至将火灾遇难者烧焦的尸体在公共场合展示。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古吉拉特的印度教徒在VHP的带领下以及首席部长莫迪的纵容下以神之名大开杀戒，在各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针对的暴行，其目的是对进行宗教灭绝，当地一共有230座清线个教圣墓（Dargah）被毁，数千名被杀害。那些雄性荷尔蒙旺盛的年轻男孩被教导以印度教的名义奸淫烧杀，很多人却又不敢跟教男子硬刚，专找落单的妇女儿童下手。我看了一些资料，具体细节惨不忍睹，其野蛮程度为印度历史之最，剖腹取婴之类的兽行堪比南京大屠杀。
大部分的事后调查都得出结论一致认为，这些暴力行为得到了政府官员的支持。有些地方的警察非但不阻止，甚至自己也参与了暴力事件。这是一场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法西斯化的典型实践，宣扬种族至上，煽动种族仇恨。美国、英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以侵犯宗教自由为由，对整个古吉拉特邦政府官员实施了旅行禁令，当时莫迪赴美的外交签证被拒签，旅游签证被吊销。
古吉拉特的时候，印度总理正是瓦杰帕伊，作为跟莫迪有着同样意识形态的RSS成员，他感到左右为难——你说要是不处理莫迪吧，似乎很难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而为这件事处理莫迪吧，那是对RSS革命理想的背叛，会伤透们的心。
彼时的印人党羽翼未丰，尽管意识形态受RSS影响，但还远远没有像现在这么激进，他们能够获得政治地位依靠的是竞选联盟的支持，主要对手国大党也尚未像今时今日这般衰弱，瓦杰帕伊需要争取各方支持力量，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不同势力中周旋。然而在古吉拉特暴动这件事的处理上，他再一次选择了忠于自己的信仰，替莫迪背下了黑锅，没有直接在公开场合谴责莫迪，也没有罢免莫迪，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2004年大选中的失败。瓦杰帕伊事后曾经表示过后悔，而我只能说莫迪经历了一场政治豪赌，并且赌赢了。如果当年不是瓦杰帕伊牺牲了自己政治前途力保莫迪，莫迪恐怕难有今时今日的地位。
莫迪在古吉拉特的种族清洗事件中全身而退，这件事是他的政治污点，却也成了他的政治资本——关键在于从谁的立场来看待。莫迪的做法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另一个印度民族主义团体湿婆军（Shiv Sena）的领导人公开表示了赞许，他说得更加直白：
在那之后，印度各地发生了许多起宗教仇杀，然而仇恨永远不可能通过复仇来消除，只会制造出更难解的新仇恨。印度宗教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刚好借着仇恨的土壤持续地滋生传播……选民阵营两极分化的对立情绪被政客所利用，政客的迎合和宣传造势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情绪。莫迪通过强硬的反言论以及对古吉拉特邦颇为出色的治理获得了一轮又一轮选举的胜利，当又一个十年过去之后，曾经主持那场屠杀的刽子手当上了这个国家的总理。
莫迪之所以能够在治理上获得成功，因为他在发展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上并没有固守RSS反对私有化和全球化的理念，而是拥抱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理念，对内强调自由市场的机制，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的干预——莫迪力图借此清除印度社会主义经济长期以来的遗毒。印度这几年的劳工法改革、农业法改革、推进国企私有化都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对内放开管制的思想；而在对外的政策上，新自由主义支持利用经济、外交压力甚至军事介入等手段来扩展国际市场——莫迪的目标是要让印度跟中国争夺亚洲经济霸权，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这两年他不择手段地对中资、中国商品进行打压，正是新自由主义动用政府力量影响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风格。
与此同时，莫迪上任之后的那些争议性法案，则充分体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比如颁布了拒绝接收难民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又比如废除了给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印度宪法第370条——只要你了解莫迪背后的信仰，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会顶着如此大的压力来做这些事。
我一直认为，莫迪其人远比许多人以为的要复杂得多。他出身草莽无权无势，得要什么样一个人，才能在权力的游戏中打败那么多的竞争对手成为这个14亿人口大国的领导人？得要什么样一个人，才能为了宗教理想义无反顾地抛弃自己的家庭和妻子选择终生禁欲？莫迪深深地了解这个国家最黑暗、最腐朽、最肮脏的角落，因为他正是从那些角落一步步爬上来的，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曾经受到过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他相信只有将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奉爱献身的精神、钱德拉·鲍斯无畏流血的决心、萨瓦卡净化宗教的主张相结合，才能拯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2020年8月，在印度第一波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莫迪参加了颇具争议性的阿约提亚罗摩神庙奠基仪式——遥想28年前，他正值壮年，正是由他组织起来的15万民众将这里原来的寺给推倒了，而今修建罗摩神庙的夙愿终偿。我能够想象莫迪在奠基那一刻的唏嘘与感慨——这是多么艰难而又辉煌的胜利啊！然而革命尚未成功，依然盘踞在印度次大陆，复兴印度教任重而道远……
28年过去了，莫迪从壮年变得须发皆白，才终于完成了建造罗摩神庙的夙愿 图源： “随水文存 ”微信公众号
要完成这一重任，首先要重新肯定那些印度教的“斗士”——刺杀甘地的高德西被了，传闻中的同谋萨瓦卡和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钱德拉·鲍斯地位被大大提高……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变得空前高涨。
从上到下分别是：戈尔沃克、萨瓦卡、高德西、瓦杰帕伊，现在他们都成了民族英雄 图源： “随水文存 ”微信公众号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全国范围内开展起了皈依印度宗教的活动，对教的“爱情圣战”（LoveJihad，在印度教徒中传播的一种理论，认为男子故意跟印度教妇女结婚，对其进行宗教转化）进行了打压……莫迪不遗余力地将自己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印度国民，印度教徒变得更团结了，印度教徒和之间变得更敌对了，整个国家的戾气也变得更重了。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当民族面临外敌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起到团结凝聚人民的积极作用，可以激发起人民的家国责任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便是一种民族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曾经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救中华于存亡，我们对此无可指摘。莫迪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非常懂得如何给老百姓打民族主义“鸡血”。
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往往只是一念之差，很多人可能觉得种族主义距离我们很遥远，事实上种族主义就在我们身边——种族主义是人类争夺有限资源的必然本能，我们智人在演化过程中一路过关斩将灭绝了各种各样诸如尼安德特人之类其他与我们具有竞争关系的种族，没有种族主义就不会演化出今天的人类，而种族主义本身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一个衍生形态。
民族主义难免需要建立在族群骄傲感之上，当我们觉得自己的族群比其他族群更优秀更高贵、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种族主义就开始萌芽了。很多中国人在面对非洲人、印度人甚至东南亚人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着种族上的优越感。民间有这种意识形态无伤大雅，但如果政府官方具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十分危险。历史上所有的种族灭绝无一例外都是建立在官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我的命贵，你的命贱，所以我该杀，你该死，而且你甚至应该放弃抵抗任由我们屠杀。
印度人在这个问题比较特别，论种族主义，印度雅利安人是鼻祖，搞这套东西他们驾轻就熟，可以想象他们在入主印度次大陆的过程中对当地土著进行过许多次有组织的种族灭绝，种姓这套种族隔离制度直到现在依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印度雅利安人早就不纯了，尽管一些高种姓印度人在印度内部有优越感，但在欧美人眼里他们还是一样的“印度人”，就好像中国人眼里管你是婆罗门还是贱民，以“阿三”统称之，因此印度人搞基于人种的民族主义缺乏底气。而且吧，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了团结不同种姓阶级，避免印度教内部斗争的消耗，本身也强烈反对基于人种的种族主义。
印度教民族主义虽然不搞人种歧视，但搞宗教歧视——只要你是印度宗教徒就高人一等，其他宗教都是二等公民——这本质上是一种以宗教认同划分出来的种族歧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印度教民族主义天然具备种族主义特点。莫迪不会在乎印度国内的会怎么恨他，在他眼里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也不配出现在印度，他眼里的南亚就跟希特勒眼里的犹太人是一样的，这些人的存在是对印度次大陆宗教纯洁性的污染，他内心恐怕十分渴望采用更极端的手段来对付。
印度教民族主义还是非常典型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往往有这样几个特点——反对多元文化，垄断对“人民”的定义，剥夺持反对意见者的“人民”资格。这三个特点印度教民族主义全中——追求印度宗教一元文化，信仰印度宗教、融入印度文化的才是“人民”，一神教徒不配做“人民”。
民粹主义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去反对质量上的少数，这种平民政治是与精英政治是相对立的。因此在普选的民主制度下，民粹主义往往能够取得合法性，川普正是这样当上美国总统的；莫迪如今在印度无人能及的声望，也是民主被民粹所绑架的一个例子。
但归根结底，民粹主义是人民自身的选择。综观历史与现状，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根本原因是由于民众对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现状的不满和不安全感。对于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问题，为了迎合平民的理解能力和短期利益，民粹主义的政客往往会许诺一些简单化的解决方案——只要在边境修墙就能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只要打贸易战就能解决就业和经济问题；只要脱欧就能解决英国的难民问题、社会问题；只要中国制造，印度的制造业就能强大起来……
印人党和莫迪的崛起，对应的正是印度的衰弱过程——这里所说的“衰弱”是相对于中国高速发展而言。在21世纪之前，印度虽然穷，但那是一种自我感觉十分良好的穷，他们觉得自己有孟买有宝莱坞，美苏双方争相拉拢，在南亚地区俨然是个作威作福的土霸王。然而这些年北方大国突然从一个势均力敌的邻居（至少印度自己认为是势均力敌），变成了一个可以碾压自己的庞然大物，甚至将影响力扩展到了南亚，让印度人一下子慌了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