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完善了医学培训体系、扩充了医学机构、健全了医疗制度、培养了医学人才并吸纳了多元医学思想。医学在帝国历经传承、发展和改造，呈现本土化、奥斯曼化和世俗化转型，医疗行政体系、机构和行医组织经历了专业化、等级化、制度化和官僚化变迁，也步入固化、僵化与边缘化时期。医学在此阶段的发展复杂多样，不能以衰落一言蔽之，它涵盖科技、民族、文化、教育、习惯、语言、权力等层面，是特定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中的具体呈现。医学思想理念被多元族群、宗教、文化的内部环境和与欧洲等地医学交流的外部环境所形塑，经历了多元交织、动态融合的渐变过程，整体相较于早期医学更加开放和丰富。奥斯曼帝国的官僚制度体系、医学组织模式、医疗资源分配状况、社会文化政策、民族宗教构成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瘟疫史”（21&ZD24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2018VJX086）阶段性成果。
医学泛指在文明中流行和发展起来的传统医药实践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吸纳了不同医流并将其赋予了文化特征。[1]本文在医学发展视域下看待近代早期[2],将医学在奥斯曼帝国由早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大致划定在15-18世纪中叶。医学在这一时段的发展具有特殊性：不仅在于它本身是覆盖思想、理论、制度、技艺、组织、机构等在内的庞大体系，能够映射奥斯曼帝国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众多方面；也在于在此阶段帝国的“西化”改革尚未全面开启，医学更多在一种潜移默化的、主动的节奏和氛围中发展，它被多元文化与医疗传统感染，被当时政治与经济政策影响，被不同阶层、族群的医师改造，经历了传承、形塑与式微等动态变化过程。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可以管窥奥斯曼帝国多民族、多宗教和多地域的特征，也反映出帝国顺应地方族群传统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和以素丹政府为中心的专制集权制度的影响。
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不同地区的医学史、医学社会史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伴随人们对传统医疗保健、替代医学的兴趣日益浓厚，医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国内学界对医学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阿拉伯—传统疗法、瘟疫治理和医学伦理等，对医学在奥斯曼帝国的变迁鲜少涉及。[3]一些综合性宏观研究虽涉及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医学情况，但未对相关问题深入探讨。[4]国际学界对阿拉伯—医学的研究较为深入，相关成果众多，不乏医学史的整体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在医学的早期和现代阶段。[5]对于它在奥斯曼帝国的情况，由于缺乏对知识传统的研究，一些学者的研究仅仅在为“衰落论”范式辩护，呈现由早期医学向西方医学的生硬转换[6];有的则展现了帝国对现代科学的无知和“恪守”医学的情形[7];还有学者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视角探究西方医学对医学的影响。[8]不少研究建立在殖民医学和欧洲中心论的认知基础之上，饱含东方主义叙事特征，也越来越成为当代学者批判的对象。[9]此外，现有研究多将相关问题纳入对“奥斯曼科学史”的整体研究中[10],涉及医学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变迁及其同帝国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缺少系统论述。
本文拟从医学社会史的视角出发，以整体主义视野长时段考察15-18世纪中叶医学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承与发展渐变轨迹，通过探究早期医学的基本情况，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医学理论与机构、医疗制度与文化等，对“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医学就是早期医学”“医学的发展迟滞是由于其在近代以后维持静态不变”的说法予以驳斥，进而展现奥斯曼帝国特有的文化多元氛围、社会包容性和医学的动态发展，基于此，对医学在帝国固化、僵化与边缘化的深层原因试作探讨。
早期医学也称传统医学或经典医学，泛指在中世纪这一时段形成和发展的医学。[11]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欧洲处于所谓的“黑暗时代”[12],教则在西亚不断扩张，步入征服和改宗的同步进程；文明迎来了黄金时代，在艺术、医学、哲学、建筑和文学等领域大放异彩。早期的宗教文化显现出开放性、兼容性、继承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等优势，并焕发出勃勃生机。[13]早期医学伴随着教、帝国政权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也在进行更新、调适、完善和发展，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7-9世纪的初创期、9-13世纪的全盛期、13世纪以降的衰落期。医学并非由阿拉伯人所独创，而是由信奉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等诸多民族的共同创造的丰富的医学体系，具备强烈阿拉伯—文化特征的同时，也融入阿拉伯人固有文化、宗教文化及波斯、印度、希腊和罗马等外来文化。
医学是一种科学化的技艺，也是一门技术性的学科，并非纯粹的科学本身。[14]医学理论与技艺的成型是相辅相成、交织融合的过程，受到所在社会文化导向的强烈影响。社会的宗教学科及理性学科的演化为适应社会和宗教生活发展需要，由“乌里玛”[15]阶层陆续建立。[16]因此，医学思想理念深受教法影响，不仅与宗教原则相连，也与其他科学、哲学、以及世界观内的知识框架紧密相连，《古兰经》和“圣训”两种重要文本发挥着关键作用。
首先，医学的理念之一是强调人生命的神圣性，它直接源自《古兰经》中的“凡救活一人，如救活众人”[17]。由此衍生出医学伦理观，施救之人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同时，医学强调主动寻求治疗，据说，先知曾说：“只要降一种疾病，必会降一种对应的药物。”医学传统认为人体处在共通的社会环境之中，注重精神、心理和肉体的整体健康。[18]在具体诊疗中，精神疗法、音乐疗法、药物疗法及饮食疗法盛行，也不乏针灸、放血、拔火罐和一些外科手术(如截肢、烧烙术)。
其次，医学的众多理念沿袭了希腊、罗马古典医学遗产，由医师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文化对其进行改造并融入独特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使之保持活力并蓬勃发展。古典医学中最为典型的是“瘴气论”(miasmatheory)和“体液学说”(humoraltheory),这两个理论深深嵌入医学思想。[19]始于倭马亚王朝时期，隆兴于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翻译运动”将大批古典学术典籍翻译为阿拉伯语，大量医学作品在此期间被翻译和流传，阿拉伯语因此在中东成为医学研究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在此基础上，诸多优秀的本土医师为医学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搭建了医学的基本框架。[20]医师在高度尊重古典医学权威性的同时，也常对一些内容进行检验、提出质疑并大胆创新。
再次，蕴含先知医学箴言的“先知医学”(al-Tibbal-nabawī/propheticmedicine)指导了医学的疾病观和健康观。[21]医学与宗教的结合基于对“是一切疾病的终极治疗者”的认知，的尊名之一就是“治愈者”(al-shāfī),而《古兰经》本身就被视作一剂“良药”。先知的传统包括不应把健康动物和生病动物放在一起；禁止饮酒；保持清洁；合法饮食等。各种礼拜仪式、祷告和使用写有尊名或古兰经的符咒是医学中的特色疗法；服用蜂蜜、黑种草(nigellasativa)[22]、橄榄油等先知推荐的食物也是常见医疗保健措施。总体上，先知医学更接近一种教法、宗教伦理方面的思想引领，而非具体的医学理论或医疗实践手段。
纵观整个文明史，医学科学、医学教育和保健服务在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几乎所有中世纪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亲信(大多是富人及上层社会精英)都在推动医学科学和医学职业的发展。世界的寺、学校、医院、桥梁等公共设施大多由宗教基金即瓦克夫(waqf)[23]建立和维护。著名旅行家伊本·朱拜尔(IbnCübeyr,1145-1217)指出，“医院是教引以为豪的信誉机构”,他在1183-1185年游历叙利亚地区时发现这里几乎所有城市都建有医院。[24]近代以前，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医疗机构是“比马利斯坦”(bīmāristān)[25],它作为寺旁的附设机构将医学知识、社会和专业置于优先范畴，在功能上更接近于疗养院或护理院，服务对象以穷人和不治之人为主。[26]比马利斯坦主要有两类，一类由统治者或高级官员主建，象征着统治者的财富、权力、慷慨和虔诚，统治的稳定性和对王朝的控制，它们反过来能够使哈里发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神的奖赏”;另一类由医学精英或医学世家主导，依靠医生们的参与和奉献精神而存在，作为统治者对特定医生“偏爱”的标志而繁荣，反映出医师在当时的地位之高。然而，帝国对医疗实践的兴趣“不在于科学或实践的重要性，而在于治疗病人和照顾穷人的政治意义”。[27]医学史家罗伊·波特(RoyPoter)评价说，在中世纪社会，医院的作用不应被过分夸大，对于社会民众而言，它们的存在只是“沧海一粟”,其真正的作用在于强调统治者的慈悲和汇集医学活动。[28]除此之外，社会中还存在路边医院和流动诊所等简易医疗组织，但它们的实际作用更为有限。
大体上，获得医学教育有三种传统途径：(1)父传子受；(2)自学；(3)以小班课堂或私人辅导为主的“师傅—学徒”模式(usta-çırak)[29]。“师徒制”是最重要的途径，医学教育主要依托医院和以教法研习为主的宗教学校——麦德莱赛(madrasah)[30]。医学课程设定通常包括语言、数学和古典哲学，以学习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和盖伦医学“十六丛书”为主，具备行医资质的学生会被授予医学文凭。然而，在这种模式下，师者往往拥有较大权力，行医资质考核并不规范。由于教育方法的绝对自由和行政体制中教学资质监管的缺失导致学生差异极大，马克思·布格(MaxNeuburger)因此指出“学生成为真正的医生还是无知的骗子，取决于个人的热情和老师的能力”[31]。医师呈现自由发展状态，出现了不少如伊本·西纳、阿里·伊本·里德万(AliIbnRidwān)等因医学技艺高超、名噪一时，进而深得统治者赏识并备受器重的医师。
社会上医疗市场呈现混乱局面，管理和组织性较差，缺乏卫生相关的专业规范机制和等级评估标准。医师群体有鲜明的等级划分和地位分野，精英医师不对社会上的医院负责，但会定期为医院医师举办医学讲座。在农村地区，未经正规训练的自学成才者往往是病人求医问药的唯一选择。医疗市场中除了专业医师(tabaʼiʽiyyīn)外，还有理发师医师(jerrah/barber-surgeon)、眼科医师(kehhal)、老妇人(ajuz)[32]、放血者和药剂师等，这些职业实际分工不明，其地位低于专业医师。医生的地位更多取决于他的背景和个人关系网，而非其专业程度或教育背景。[33]事实上，视行医为一件严肃的事情，从931年起，就有哈里发要求医生执照行医，宫廷也曾派遣市场监督员()对医疗从业者实施监管。[34]但是，实际执行效率低下，人员专业性不佳。此外，根据一些研究，中世纪社会不存在类似于拜占庭式或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医学行会来发挥一定行业监管作用。[35]
医学是在神学哲学体系包裹中的一种医疗体系，既具有神学价值观念特征，即医学理论与教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密切相关[36];也具备教的强烈涉世性特征，即关注疾病本身和大众健康需求。总体上，医学呈现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盖伦学说与先知医学相结合、医学伦理观与崇尚自然观相结合、阿拉伯-传统与宗教保守主义相结合等诸多特征。
医学中存在着经验主义传统，这在临床实践中尤其广泛，最典型的例子是著名医师拉齐在关于天花和麻疹的报告中依赖于临床经验。[37]整体上，盖伦学说对健康和疾病基本问题的相对“理性”的态度为医学所发扬光大。教义固然影响着医学，并催生了很多带有迷信色彩的诊疗手段，[38]但由于盖伦学说的根深蒂固，医师会从自然、身体、饮食等各个方面看待疾病并提出诊疗方案。信奉书本、依赖传统是经验主义的具体表现，在实践中医疗技巧又往往领先于理论而存在，呈现出一定的实用主义转向，所谓的“理性”医学和“非理性”医学并存于有学识的医师和民间各类医师的思想和实践当中。弗兰茨·罗森塔尔(FranzRosenthal)认为，专业医学科学和教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甚至是不稳定的，这起因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根本冲突。[39]
医学被视作一种生态医学，除尊崇医学伦理观之外，还继承了古典医学对自然环境的重视。医学家精通植物学和药理学，他们将生态环境条件置于重要的位置，相信自然界的治疗力量，认为环境和气候决定着一个人的身体特征、道德修养、性格和价值取向——“生命是身体和环境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40]。医师对食补最为推崇，其次是服药，手术很少被选择，其整体作用极为有限。[41]拉齐曾说，“如果医师能够用食物而非药物来治疗，那么他就成功了；如果必须用药，单一的药方好于复合药方”。[42]这种自然界与人体之间的宇宙对应性、相称性和互补性思想是早期社会医药学传统的基础。
医疗医教机构在政治、社会、宗教和知识环境中运作，因而易受到文化变迁的影响。从13世纪开始，医学相对轻松的氛围开始变化，医学发展更多服务于统治者的需求与宗教权威。医学捐赠被指明面向群体；一些教师和医院开始规定学生及病患的宗教归属；社会中医师的地位逐步提高。这一时期，由宗教学者编写的医学著作不断增加、医学人物编年史开始专注于医师的宗教训练而非医学成就，自然哲学医师(如拉齐、伊本·西纳)逐渐被教法医师(如伊本·纳菲斯，Ibnal-Nafis)取代。[43]医学逐渐呈现阿拉伯—传统与宗教保守主义融合的特征。
总之，公元7-13世纪，医学在病理学、药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领域遥遥领先，医师和统治者一道发展出正规的医学专业考核制度，建立了提供基础护理的医院，保存了详细的医疗记录，丰富了医学技艺与器具，还创办了学习和教育的场所。尽管医学教育未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模式，但医学专业搭建起了文明和古典科学交流的桥梁，在世界的重要教育机构麦德莱赛中占有一席之地。医学成为汇集诸多理念、制度、组织和方法的庞大体系，唐纳德·埃贝尔(DonaldCampbell)指出“正是阿拉伯人将医学专业的尊严由卑贱的职业提升到了有学问的职业之一”[44]。
历史上在多个地区形成了医学发展中心，例如巴格达[45]是医学翻译中心，撒马尔罕(Samarqand)和波斯是医学启蒙中心，埃及是医学教育中心，印度和巴基斯坦曾涌现了不少知名医师[46],安纳托利亚则是重要的医学知识生产中心。奥斯曼帝国复杂的文化和民族构成决定了其多样性特征，这一多样性蕴含着显性成分和隐性成分，跨越了社会阶层，也进入了科学领域。帝国早期及中期发展阶段对多样性持包容态度，认为多样性促进了文化、社会进步，统治精英对不同文化宽容相待，可以说，奥斯曼人为世界文化与科学生活带来了全新活力并使之丰富。[47]就医学而言，它呈现出化的显性特征，以及在文化笼罩下的突厥化、犹太化和希腊化等隐性特征，是帝国多民族多宗教社会现实的产物，是“米勒特制度”(milletsystem)[48]等民族宗教友好政策的体现。早期医疗医教机构在此阶段则经历了专业化、等级化、制度化和官僚化改造，迎合了奥斯曼帝国社会阶级划分和行政体系一致性的需要。
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多元，不同宗教在信仰和习俗表现方式上的共存与妥协是奥斯曼历史中经常需要面对的现象之一。[49]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地理范围横跨欧亚非洲，处于多元文明互动交往的枢纽区域，帝国知识体系的建立既沿袭了塞尔柱公国的传统，又吸纳了领土扩张过程中波斯人、土库曼人、马穆鲁克王朝的等学者的贡献。另一方面，苏莱曼一世(SuleimanI,1520-1566年在位)等帝国统治者的文化和法律改革、民族与宗教友好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整合了大量相互冲突的知识和社会趋势，形成一种新的、合理而包容的“帝国综合文化”[50]。奥斯曼帝国为不同医学传统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医学得到丰富而多元的发展。
具体而言，奥斯曼帝国的医学体系是以医学为底色的多元医学理论与实践体系。[51]这一体系共有三大分支：(1)从古希腊罗马医学继承而来的古典医学；(2)基于民间传统的大众医学；(3)宗教医学。[52]古典医学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承是随着社会发展、领土改变，经世代、犹太、希腊医师不断修正并增减内容的过程，“体液学说”仍占据核心地位。大众医学主要指依托于民间传统习俗和由下自上产生的共识，通过口耳相传形成，包括中亚地区以萨满教医学传统为主体的突厥民俗医学，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医学传统、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医学传统及阿拉伯行省的地方医学习俗。宗教医学是符合正统医学伦理规范、宇宙观、宗教哲学和先知医学传统的综合体系，其文本资料基于历代学者对先知及其同伴的医学建议和实践的编纂，奥斯曼人根据自身需求对医学经典进行了改造和调整。[53]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将奥斯曼土耳其语转变为科学语言的进程成效显著，帝国医学语言已大量融入了土耳其和波斯词汇，并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由奥斯曼土耳其语书写的医学著作。[54]18世纪后，帝国的绝大部分科学文献由奥斯曼土耳其语所著，曾经以阿拉伯语为主的医学向本土化、奥斯曼化转变。[55]
在多元族群与宗教氛围下，医学思想注重“整体主义”(holism),即认为事物由不同元素和结构组成，整体性的治疗方法应考虑到个体的情感、心理、精神、身体和环境等因素。治疗方法基于植物药理学、体液学说、水疗法和饮食疗法等，强调通过良好的营养、运动和个人卫生习惯来维持健康。外科手术的占比有所增加，但整体上具备经验主义特征的预防医学(himaya)多于以干预和介入为主的临床医学。放血术()、烧烙术()还很常见，虽然使用的器具有所改进但其本质仍未改变；使用护身符、诵读礼拜词也是流行的治疗手段，处处可见早期医学的理念与疗法。
奥斯曼帝国的医疗场所()[56]专指雇佣专业医务人员、治疗身体和精神疾病患者的机构，由统治阶级主导建立，兼具世俗动机和宗教目的。14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恢复了阿拉伯帝国建造医院的传统——帝国第一所医院建于巴耶塞特一世统治时期(YıldırımBeyazıd,1389-1402)。二世(MuhammadⅡ,1451-1481)和巴耶塞特二世(BeyazıdⅡ,1481-1512)统治期间在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布尔萨和其他重要城市建立了更多医院。[57]这些医院尽管在规模上大过早期医院，但行政体制和治疗手段却鲜有创新。1550年成立于苏莱曼尼耶寺建筑群(SüleymaniyeKülliye)中的医院是当时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医院，包括两个院子和30个房间，并设有精神病患者专区。[58]到了17世纪，帝国主要城市大多建立了医院，但数量远无法满足民众的就诊需求，并且不少医院主要面向精神疾病及眼疾患者。受制于帝国的资金、人员和设施等因素，医院建设在18世纪又趋于停滞。直到18世纪末，这项工作才在帝国统治者和精英阶层的支持下陆续恢复。
作为为公众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医院的发展与其所服务社会的需求、信念、价值和态度发展是一致的[59],传统医疗机构在帝国历经了传承和改造，以适应帝国发展步伐和现实需要。医院依然归属“瓦克夫体系”[60],多是寺建筑群(külliye)的组成部分，但相较于早期的比马利斯坦规模更大，专业性更强，其核心已超越以护理为主的机构，医疗救治方面的内容占主体。医院在行政体制上更加具备等级化、制度化和官僚化特征。医院归上层权威人士管理监督，素丹对医院的建立或撤销享有绝对权力。日常运行通常由医院内部高级医生负责、政府官员参与，教法官(qâdî)[61]则从法律层面监督医院的运行情况，帝国首席医师(hekimbaşı)对医院医师有任命权和分配权。宫廷的首席黑人宦官(agha)[62]作为帝国捐赠事业的检查员从财务层面对医院实施监管。
在诊疗体系上，医院汇聚了若干医学体系，呈现一定的“整合医学”[63]特点。医师分类呈现职业化倾向，各类人员工资有明显等级差异。医院有外科医师、医学专家、医疗辅助人员等具体分工，他们的数量远多于早期比马利斯坦中的人员；族群上除医生外，也有不少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还有部分来自法国、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外国医生。[64]不同医院对医生的要求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成为医生最重要的标准不是受教育程度或行医执照，而是有经验、技艺精湛和能力高超。[65]在伊斯坦布尔医院就职往往是各省专业医师的晋升目标。医院的象征意义由携带早期统治者威望意涵的护理机构向帝国形象塑造和官僚体系的重要构成转变，其官僚化、等级化特征在19世纪将会愈发显著。
传统教育机构长期为乌里玛阶层所垄断，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机构[66]继承了中世纪学校麦德莱赛的宗教性，在为乌里玛阶层输送人才的同时，其政治职能有所增强。[67]教育除迎合统治者需求培养官僚人员之外，还承担了控制社会的作用，将不同的社会群体编织在一起，是统治阶层在社会中建立和培养效忠关系的手段。在帝国中央集权制官僚体系下，医学教育机构也作为晋升渠道受到部分群体青睐。
在医学教育模式发展过程中，帝国逐渐对传统“师徒制”做出若干修正。医学教育始于师徒授业模式，结业后学生继续在医院磨练医学技艺，此时他们通常被称为赛拉格()或沙克德(şakird)。判断医学生是否合格有四个衡量标准，即掌握医学理论知识、能够恰当地诊断病症、为病人选择合适的药物和剂量、具备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技能的能力。[68]由此，传统权威医学知识与最新临床经验得到有效融合，医疗手段更具世俗化特征。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正规医师培训主要集中于麦德莱赛、宫廷学校、医院和医学院四类机构。
第一，奥斯曼帝国起初沿袭了宗教学校教育模式，将建立麦德莱赛作为帝国早期征服政策的一部分。宗教教育的体系化和宗教学者的官方化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突出现象。[69]麦德莱赛建设伴随着帝国发展在16世纪达到顶峰，世纪末已有超过324所遍布在奥斯曼帝国各地。[70]设有医学教育的麦德莱赛多位于帝国重要城镇布尔萨(Bursa)、埃迪尔内(Edirne)、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等，这里通常配备了藏有大量医学书籍的图书馆供学生学习医学理论。相较于早期麦德莱赛，课程“世俗内容”有所增加，医学教育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奥斯曼帝国旅行家艾维亚·塞勒比(EvliyaÇelebi,1611-1682)曾将一所宗教学校称为“医师学校”(madrasa-ietibbâ),并指出在学校教舍中可以看到很多医学生，他们正在成为医学领域的专家。[71]但这些麦德莱赛仍不能被视作纯粹的医学院，它们只是涵盖医学教育内容的宗教学校。
第二，历任苏丹工作和居住的托普卡帕宫(TopkapıPalace)内也开设了包含医学培训的场所，即宫廷学校(Enderun-iHumāyūn),这里是帝国素丹选择和培养卓越精英的平台，也是平民儿童实现阶级跨越的途径。在帝国独有的德米舍梅(Devşirme)制度[72]下，学生主要从青年战俘和基督教家庭男孩中挑选。宫廷学校培养了众多外科医师(cerrah)和眼科医师(kehhal),主要供给宫廷和军队。[73]
第三，医院也是一类医师培训场所，它不仅独立存在，也常附属于瓦克夫建筑群。二世于1453年征服伊斯坦布尔后，致力于将这里打造成科学和艺术中心，1470年成立的法提赫医院(Fātih)[74]在医学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法提赫医院担任医师的经历一度是优先成为帝国首席医师的重要因素。此后，布尔萨和埃迪尔内等地的麦德莱赛在医学培训方面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伊斯坦布尔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医学培训中心。
第四，“立法者”苏莱曼一世对帝国的制度和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医疗改革是其文治政策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他统治期间，苏莱曼尼耶寺建筑群内成立了独立的医学院，即苏莱曼尼耶医学院(SüleymaniyeTibMedressesi),医学教育由此拥有了独立分支。它被认作奥斯曼帝国首个正规医学院，也是彼时帝国唯一的专业医师培训学校。[75]苏莱曼尼耶医学院进行系统的医学理论教育，包括病理学和外科学，同时注重临床医学培训，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医学教育专业化的重要阶段。它在帝国捐赠契约中被誉为“为医学科学而建立的一所至高无上和光荣的学校”[76]。学校在近三个世纪中为帝国培养了大批医师，主要供给皇宫、军队和官方医院。在18世纪的医师任命法令中对毕业于苏莱曼尼耶医学院的强调十分常见。
除以上由帝国政府主导的医学培训机构外，私人教学和具备培训功能的“商店”(dükkan)[77]也在帝国广泛存在。根据艾维亚·塞勒比的记载，17世纪伊斯坦布尔约有1000名医生拥有自己的私人诊所，其中外科医生约占700人。[78]尽管从这些场所中走出了不少名医，但是大多数人仍是文盲，只掌握一些简单的拔牙、放血和伤口处理技能。18世纪以后，随着官方医学培训的没落，医学培训又更多转向了市场中的长期学徒制[79]。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宏大变革为西方文化科技带来深远影响，刺激了西方医学思想的发展。在解剖学复兴与临床医学的主导下，医学设施与器械升级改良，现代形式的西方医学逐步成型。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医学互鉴是医学演变的重要背景。西方医学向外传播是重要因素之一，在全球视野下，有学者建议将科学界的关系视为“多中心的跨文化交流网络”,这些网络纵横交错，科学知识和权威通过这些网络被生产、流通和合法化。[80]以“流通网络”的视角思考奥斯曼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医学交流互鉴，可以对医疗文化变迁有更全面的了解。
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在医学方面交流的渠道是流动和开放的，西方医学人士和西方医疗手段成为帝国多样化医疗体系的特色之一。具体而言，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的医学交往是一种渐进式的、呈螺旋式增加的缓慢互动过程，并非伴随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为强势入侵呈单向流通或固定在某一特定时间框架之中。在梳理这一过程时，还应将欧洲医学(西方医学)自18世纪中期才逐步定型纳入考量范围。奥斯曼土耳其人与欧洲人在医学方面的初次接触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此后的三个多世纪中，医学思想技艺的交换互动通过外族医生引进、使节派遣、翻译著书、商贸往来等活动和传教士、留学生、旅行者、商人、朝圣者、学者政要、奴隶等媒介在两个世界中存在。[81]
15世纪，受到基督徒压迫，从伊比利亚半岛、威尼斯和意大利逃亡而来的犹太医师在帝国占据一席之地，并借助医学获得了一定的威望和权力。他们多毕业于欧洲知名大学，掌握当时西方前沿医学知识，并且能够融入犹太医学、尤纳尼医学(Yūnānīmedicine)[82]和医学传统。随着米勒特制度的成型，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对米勒特和知识精英相对包容和尊重，少数族群医师的较高地位与社会上层的支持密切相关。二世曾规定一个医院中应至少包括一位非医师，足以见得当时少数派医师的社会认可度。[83]从帝国《财政登记簿》可以了解，16世纪宫廷名单中医师数量约在13-17人之间，犹太医师数量一度由5人增加至14人；17世纪初宫廷名单中有21-23名医师和41名犹太医师，外加63名隶属于宫廷的犹太医师。[84]这一“欧洲犹太医师运动”一直持续至17世纪中叶，其任用体现了奥斯曼帝国政府汲取少数派人力资源的“奴官制”政策，是帝国推行文化多元主义、善用少数派世俗人士的表现。[85]
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保持着活跃的商贸往来，伴随着奥斯曼帝国持续扩张，不少欧洲医学书籍通过商路或征战流传而来并被本土医师翻译和传播。帝国的医学文献中零星出现了关于疾病、植物、药方、医疗仪器和疗法的全新信息。17世纪，帝国的知识精英不得不注意到“新医学”(tıbb-ıcedîd)[86]和自西方传播而来的疾病(如梅毒),欧洲的医学技术和本土医学传统的交流和融合加深。帝国首席医师萨利赫·宾·纳斯鲁拉·伊本·萨鲁姆(SalihbinNasrallahIbnSallum,卒于1670年)和医生沙姆苏丁·艾塔齐(ShamsülDinItaki)的著作是帝国医学精英引进“新医学”的典型案例。[87]这一时期帝国还兴起了以希腊东正教徒为主体的“留学运动”,赴欧洲知名学府习医成为众学子的选择之一。
从医药贸易中还可以看出，17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在药材上有着活跃的双向贸易，互赠药物也成为使节互访间的习俗。[88]前往奥斯曼帝国行医能够获得巨大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成为了不少欧洲医师的选择。他们不仅在宫廷任职，还在民间行医。1700年，获得执照开设诊所的医师大多为非，其中不乏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人；伊斯坦布尔市面上的执业医师也以希腊东正教徒为主。
18世纪以降随着奥斯曼帝国与欧洲进入一段“和平与外交”的新时代，社会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呈现较为显著的变化。在这一拥抱变化的氛围中，帝国吸纳的对象更为广泛，包括西欧和波斯、印度、中国等地医学，从统治精英到知识精英呈现西化倾向，掀起了一波西方医学浪潮，具体体现在西方医学译著的出版、西方药物和疗法的引进以及西方医生的流行之中。同一时期，帝国的商人也向欧洲出口了大黄、、芦荟、决明子等上千种药物。欧洲的医师们通常主张使用强效药物和以外科手术干预治疗，奥斯曼帝国的医疗实践因其对患者造成的疼痛较小而大受赞赏。[89]可见，奥斯曼帝国的医学理念和实践也反向影响着欧洲的医学启蒙运动。[90]此阶段知识的互动、流通和引介并非偶然现象，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奥斯曼帝国在各方面实力走向衰退之时，知识精英阶层所主导的一种“应激反应”。尽管难以催生对旧思维方式的彻底改造，但至少也在旧模式中已经存在的压力之上继续施压。[91]
鉴于奥斯曼帝国等级森严，医疗风尚存在鲜明层次分野，人们对医师、疗法和药物的选择能够深刻反映性别、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异。其一，不同阶级的医疗权利和身体权力皆有不同。其二，人们在选择治疗方法时并非时常追本溯源，因为比起各种理论和神秘主义思想，实用主义才是医疗实践的基础，因此具体案例中往往呈现某种复合疗法。事实上，帝国中下层社会与精英阶层医疗系统的区别主要在于机构上而非本质上。[92]
城市(如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埃迪尔内)是帝国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中心，医疗资源汇集于此。帝国政府主导的医院主要面向穷人、旅行者和外国人等有就诊需求的人群，大多数医院对患者宗教归属没有限制，但由于宗教忌讳和医疗方式有别等原因，迪米阶层(dhimmī)[93]一般较少选择官方主导的医院就诊。不同群体享受的医疗服务不一，实际就诊患者多为同质化的“社会中层成年男性”群体。[94]以素丹宫廷为中心的社会上层时常承受着更多枷锁。以后宫女性为例，她们一面享受着最为稀有、昂贵的药物和更为适宜的饮食习惯，一面受到更多社会文化限制，在实际获取医疗救助时也许比社会下层妇女更为困难。根据17世纪初逗留在伊斯坦布尔的威尼斯大使奥塔维亚诺·邦(OtavianoBon)的描述，苏丹的母亲或得宠的妃子在接受男性医师诊断时，仅会露出一只盖着丝绸的手臂接受把脉，并由宦官转达治疗方式。由于进行外科手术时需要身体，她们往往只能选择默默忍受病痛。[95]
帝国的大多数医疗实践发生在“正统”医疗机构之外，如私人诊所、市场和病人家中。因此，医院在整个奥斯曼社会是边缘医疗场所，家庭医疗往往才是首选。艾哈迈德·苏哈伊尔·乌维尔(AhmetSüheylünver)对土耳其药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表明奥斯曼人在家庭和旅行中依赖一种便携式药箱，里面包含治疗各种疾病的近38种药材。[96]市面上的医生水平差异大且等级分明，以阿勒颇为例，民间医师可分为三个等级：拥有绅士头衔(çelebi)[97]的学术医师、手术师和药剂师。学术医师收入较高，担任社会上层人物的私人医生，熟练掌握经典医学理论，主要诊治内科或综合性疾病；手术师()多接触骨折、出血、脓肿等外科手术；药剂师(şerbetçiler)通常治疗经验丰富，向病人提供药方和售卖药物，他们常配合医生开展一些常规性医疗服务。此外，巫师、助产士、男性宗教治疗师及有经验的妇人是常见医师类型。[98]民间医师更像是通过学徒制和实践经验而掌握医疗技巧的“工匠”,并不热衷于医学理论与哲学，也“不惮于使用希波克拉底、盖伦等权威以支持最可笑和荒谬的观点”。[99]药物选择以天然食物为主，如蜂蜜、糖浆、面糊和豆类，一些珍稀昂贵药材如决明子、乳香等难以为平民所用。在农村及偏远地区，各色民间疗法和巫术盛行。事实上，江湖郎中和巫术的流行并不一定是社会成员天生迷信的指标，只不过表明了受过专业训练医师数量的不足，这是前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事实。[100]据艾维亚·塞勒比估计，17世纪伊斯坦布尔执照医师的比例不超过3%。[101]
尽管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等地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医学交流互鉴，然而那种既体现传统又反映世俗生活的多元而包容的帝国综合文化更多局限在宫廷和统治阶级当中[102]。一些欧洲医师为帝国带来了先进的医学理念与技术，但是对帝国医学的整体影响极其有限，其触角未曾延伸至偏远或落后地区，并且很少被社会下层和犹太教徒注意。反而，一些欧洲庸医来到奥斯曼帝国任意使用“新药”(tibb-ıkimyaî)[103]导致当地居民中毒，新药的滥用也导致帝国居民对“外来之术”愈发不信任，医师则更加遵循传统。
医疗市场监督方面，托普卡帕宫有权管理宫廷内外、伊斯坦布尔及各省的医疗服务。除奥斯曼帝国历任素丹和宗教领袖会不时直接干预社会上不具备行医资质的医生行医外，帝国首席医师还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席医师相当于今日的卫生部长，是帝国医学职业的“首席公务员”,其权力很大，不仅对皇室和医疗行业福祉负责，还奉素丹之命对伊斯坦布尔及其周边地区的本土和外国医生进行考查，监督医疗市场并管理帝国卫生服务。[104]根据16世纪和17世纪的档案，“首席医师会派伊斯坦布尔的教法官前去制止没有医疗执照的药剂师和冒充医师之人，除非他们获取执照并通过首席医师的检验，否则将被强制禁止行医。”[105]18世纪后开展的一些医疗检查特别针对从事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06]医学的欧洲医生。1704年，素丹艾哈迈德三世(AhmadⅢ,1703-1730年在位)颁布法令：“一些所谓的欧洲医生，他们抛开前辈医师的指示，使用新药，对病人造成伤害……那些设法开设诊所的欧洲医生必须被驱逐。”[107]此外，医疗行会的价值和功能变得突出，尤其是在监督学徒制和检验医师行医资格方面。对古典、“正统”医学理论的强调常常是游走于上流社会的学术医师将自己区别于“江湖骗子”的手段，他们组建行会推广行业准则，协助教法官审理医疗案件，并向政府施压以管理混乱的医疗市场。[108]帝国首席医师有时也会借助行会管理医疗行业。
可见，相较于早期医疗市场，奥斯曼帝国的医疗市场在集权制官僚体系下具备一定的管理和组织性。然而，伊斯坦布尔的上层官员和医学精英难以将手触及不同地区，帝国整体医疗行业未形成一套规范体系。根据帝国宫廷历史学家穆斯塔法·雷希德(ÇeşmizadeMustafaReşid,卒于1770年)的说法，18世纪中叶医疗手段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在伊斯坦布尔及其周边地区，铁匠、搬运工这些不具备任何医学基本功的人都会开设医疗诊所，欺骗那些“天真”的病患，以此敛财。[109]另有记载表明，一些医师(特别是非医师)利用诊所的检查室进行色情交易。[110]医院、医学院等机构作为奥斯曼帝国瓦克夫体系的一部分，其选址、数量和接待人群都证实了它们并未走进大众生活，它们是统治阶层有意识地生产和分配权威资源的表现。这就导致了以宫廷为中心的医疗行业受到高度监管和层层制约，而民间医疗市场混乱、医学发展迟缓、行会监督效果微弱的局面。
综上所述，在帝国多元族群与宗教的社会背景、与欧洲等地医学交流互动的趋势和帝国政治宗教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下，早期医疗市场、医疗文化呈现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奥斯曼化和世俗化转型。一方面，在奥斯曼帝国，医学是阶级、身份划分的手段，也是促进社会分野的媒介。另一方面，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环境下的医学无论在理论、机构还是制度、文化方面都与早期医学有着明显差异。
早在11世纪中叶，学界的医学创新动力已减弱，医学进入了一段漫长的、以编纂和重复为主的时期。到了中世纪晚期，大型医院建立活动几近中断。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从整个世界来看，13世纪中叶以后统治阶层和乌里玛的腐败、医疗行业的工具化、宗教学校的激增、学界的职业化、十字军和蒙古人的入侵、非科学的传播等因素均导致了医学的平庸化转向。[111]就奥斯曼帝国而言，在统治阶级的多重需求下、多元地方文化的联系互动中以及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互鉴间，丰富了医学体系，扩充了医学机构，健全了医疗制度，培养了医学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医学进步的表现。那么，为何帝国曾在近代迎来盛世辉煌，医学却未能再现继文明黄金时代之后的又一辉煌?笔者认为，医学仍不可避免地走向固化、僵化与边缘化主要原因有三，即医学内在发展困境、医师选拔制度局限与医疗体系腐化、帝国发展多重因素制约。
医学自身未能抓住历史机遇推陈出新，去芜存菁，传统医学的内在特征是其固化的原因之一。在医疗实践中，人们重视大自然的治愈能力，草药治疗有优先权。[112]从中世纪到17世纪，理论医学享有盛誉，而临床医学往往被视为一种手工技能，17世纪中叶以降，整个帝国医疗文化又经历了由理论派向实用派的转变，对医学科学的研究和创新则更为有限。此间帝国流传的健康理念多同当地文化习惯和宗教习俗相连，而非医学现实或健康常识。经验主义传统鼓励应用现行的医疗规则，避免复杂的治疗，这种对新方法及手术的规避倾向制约着医学发展。翻译了西方医学著作的帝国著名学者卡蒂普塞勒比(KâtipÇelebi,1609-1657)认为，“外科手术的确很有用，但其实践却不如理论让人放心。”[113]此外，一些医学技艺和知识因与教法相违背而被压制，以尸检为例，1496年，帝国谢赫(shaikh)[114]曾颁布关于禁止重新开棺或尸检的法特瓦，试图这样做的人将被视为异教徒。[115]因此，西方医学在解剖学、临床医学等方面的突破性进展难以受到重视，也未能走入大众视野或临床现实中去，相反，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帝国医师群体趋于保守和自满，自诩医学为正统医学，对理性科学充满冷淡和蔑视。[116]他们尽管关注到多元医学的存在，但多仅限于宏观层面的探讨，其言语间仍充满了“的自信、优越与立于不败之势的气势”[117]。医师们习惯于在基于体液病理学的基本框架内以常规和一致的方式解释临床实践的因果，选择性地吸纳新医学理念，提出不与传统相抵触的新观点，但依靠的仍是近代以前的医学书籍。17世纪医师口中新医学的“新”并非指完全不同的医学概念，而是“与古代衔接的新”,并且它们已在西方流传近一个世纪，早已不属于医学前沿。帝国医师萨利赫在书中写到，“帕拉塞尔苏斯声称自己创造了新医学，情况并非如此。他只是发明了一些不知名的术语，原理仍然来自古老的哲学。”[118]
土耳其历史学家黛琳·特兹奥格鲁()指出，尽管17-18世纪的帝国民众未遭遇19-20世纪的“断崖式”历史剧变，但他们所处时代却发生着深刻而相互关联的变化，这导致近代早期的人们比中世纪的先辈们更加“焦虑”。这既源于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也来自奥斯曼帝国不得不面对的权力与合法性、宗教与政治、与非、以及中心与边缘之间恰当关系的诸多问题。[119]这种焦虑或许是奥斯曼帝国精英阶层主动传播欧洲科学的一个动机，但也是他们极力将新知识融入旧体系的一个原因。米莉·谢费尔·摩斯森索恩(MiriShefer-Mossensohn)论证了这一时期帝国医师对不同医学的理解和运用仍旧建立在已知的权力和文化体系中，通过将其纳入奥斯曼帝国现有的知识与理念中来控制或遏制它。[120]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医学互鉴现象的开放性是表象，保守性是内核，医学在涵化过程中的“消极模仿”成分大过“积极融合”成分。[121]医学曾经浸润在文明黄金时代博采众长的气度与锐意创新的精神中得到长足发展，但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中逐渐丧失了这种优势，走向僵化。
奥斯曼帝国医学教育模式和医疗机构的体系化和一致性导致学术研究动力衰退，医师队伍官僚化及医疗机构腐化等皆使得医学在帝国发展受到冲击。15-18世纪，帝国内高等学校的本质仍是宗教学校，其整体发展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逐渐停滞，各类医学培训也逐渐走向没落。有学者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人们对学术研究兴趣的下降；还有学者将其归因于宗教学校课程体系对自然科学和理性思考的淘汰、学校招生过多和体制不健全。[122]崇尚教法研习的传统带来制度化的死记硬背型教育模式，教学方法未适应社会发展，也不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质疑和研究，“顺从安排和服从纪律扼杀了任何知识分子的好奇心”[123]。
乌里玛社团腐败带来了学术圈的混乱，曾经的科学权威退居幕后，裙带关系走上前端。[124]不少乌里玛学习医学以符合“拥有百科全书般知识的学者”形象，并没有任何临床经验。[125]晋升和考核体系混乱，很多高级宗教成员的后代通过特殊关系得以在学术界获得较高职位(müderrises)[126],导致“真正的学者和无知的人之间界限不明”,教学体系趋于崩溃，科学研究也由此衰落。[127]宗教课程在官方医学教育中占据核心地位，进入苏莱曼尼耶医学院前还须完成宗教学校学习，一些学生毕业后担任神职人员，并未继续从事医学行业。[128]17世纪末到18世纪，随着宗教学校的衰败和冒充医学专家的人数增加，社会上出现了更多官方医学教育模式之外的私人医学培训。
16世纪以降，帝国官僚阶层经历了由专业化到利益化的转向[129]。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知识阶层的贫困化又使他们追名逐利，纷纷挤入官僚阶层。从宫廷学校培训机制中走出的德米舍梅们逐步霸占政府重要职位，利用职权、中饱私囊，深陷派系斗争，导致中央政权分散。一些医学精英进入行政部门参与权力斗争，形成了世袭的利益集团，而不专注于提高自身医术或推动帝国医学发展，医学科学的创新性和进取性被削弱。知识和美德不再受到推崇，文明黄金时代那些通过开拓进取、锐意创新等相对“自由”成长起来并得到君主赏识的医学大家不再繁盛于这个时代，当时富有创造力的自然哲学医师或教法医师也不再是帝国医师的理想追求。随着任命和选拔机制日趋腐朽，1631年帝国顾问科奇贝伊(KoçiBey)曾在提交给素丹穆拉德四世(MuradIV)的备忘录中，深刻地将帝国的衰落归于机构的腐败，认为正直、奉献和能力被道德败坏和徇私舞弊所取代，“那些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经验的人坐在了帝国的席位上”[130]。在体系化、制度化和一致性官僚体系中培养起来的宫廷及军队医师遵循着等级制度以求向上攀升[131],僵化腐朽的晋升制度埋没了个人能力，依靠医学技能一步登天机会极少又使他们失去了创新的内驱力，对自身医疗水平和医学技艺的钻研显然没那么重要了。
在强大的帝国教育体系运作下，的确有优秀青年被吸纳入帝国医师队伍，并在医学、政治、军事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严格遵守宫廷礼仪规范和官僚等级制度，其身份标签既是奥斯曼帝国公务人员，又是帝国高级医师和知识精英。然而，这些由德米舍梅选拔制、宫廷制度和医师培训机构层层筛选而来的医学精英集中于宫廷和军队，远无法满足平民就诊需求，深刻体现了帝国瓦克夫制度中“文化的复杂性和阶级分化的社会属性”[132]。
首先，早期奥斯曼帝国专注于开疆拓土、巩固统治权威，尽管沿袭了哈里发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宗教意识形态，但未有余力将医学发扬光大。在16世纪苏莱曼一世治下的帝国鼎盛时期，政府各项投入有所增加，但医学并未博得重点关注。16世纪以降，在帝国统治阶层、本土及外来医学精英和地方多元医师的参与下，医学呈现出复合性、流动性和不协调性特征。医学的多样化体系集合了迎合、抗拒、交汇、竞争和对立等复杂互动关系，帝国医师队伍吸纳了土耳其人、希腊人、波斯人和外国医师，医师对医学的垄断逐渐淡去，传统医学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棱角模糊，趋于边缘化。
其次，医学研究和交流逐渐为少数族群所推崇。在宽容的宗教政策和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医学行业是一个非融入社会的良好平台，当追求更“高级”职业的同时也把更多医学领域的机会留给了犹太人和基督徒。素丹二世(MuhammadⅡ,1451-1481年在位)时期犹太人吉阿科莫·迪·加耶塔(GiacomodiGaeta)担任首席医师；苏莱曼一世曾重用自西班牙移民而来的著名犹太医师家族——哈蒙家族(Hamon);希腊人帕拿吉欧提斯·尼古西亚斯(PanagiotisNicoussias,卒于1673年)于1650年左右留学归国，担任帝国帕夏·柯普律吕(MehmedKöprülü)的私人医生和中央政府的通译总领。据17世纪帝国中心城市的医疗文献和欧洲观察者记载，社会上的犹太、希腊和亚美尼亚医师很多，他们的人数可能超过了医师。[133]少数族群是这一时期新医书的创作者和“新医学”的使用者，但显然这些人在推动医学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微弱。
再次，相较于阿拉伯帝国时期，医学更加深入和广泛地为政治服务，历任统治者对医学发展本身的重视程度不够。帝国主导的医疗行业是其复杂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以宫廷和军队为中心，为素丹的集权服务，在行政等级架构中占据特殊位置。奥斯曼帝国宫廷学校和官方医疗系统对早期医疗体系进行改造以符合帝国行政体制和上层人士健康需求，其本质仍是素丹的政治统治工具，无法惠及民众故而缺乏群众基础。传统医学理论为政治思想提供支撑，身体政治的隐喻暗含在统治思想之中。[134]波斯学者、神学家达瓦尼(Davani,卒于1502年)曾指出，“君主是世界的医生，社会的各个部分则是身体的躯干。”[135]他认为，帝国包括学者、军人、商人和农民四个主要部分，若依照盖伦的体液模型，这四个部分的平衡是帝国繁荣和健康的关键。他的著作曾在奥斯曼帝国广为流传并受统治者青睐。
最后，自16世纪下半叶帝国中央权力的不断削弱使政治稳定性被打破、政治管理制度松弛，领土不断丧失、学者收入缩减、民族宗教矛盾激化、社会经济衰退等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均是医学式微的潜在原因。由于帝国财政压力加大、各项资源缩减，18世纪以后，统治者更多将慈善活动引向更“实惠”的领域，如喷泉、图书馆和旅馆。帝国的高级医师成为了大众认知中“非常贫穷、明显无知之人，是瘾君子、道德败坏并深陷债务和贿赂泥潭之中的人，是只有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才能保住职位的人”。[136]有学者直言，医学作为黄金时代的“科学皇后”已然沦为官僚体系的“仆从”。[137]
总而言之，医学的固化、僵化与边缘化是宗教保守主义、帝国行政组织腐化、教育选拔机制僵化、医师队伍官僚化、封闭自满的心态、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战乱频繁和国力衰微等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长期积累的漫长过程。当欧洲正在处于巨大的科学创造力和理性主义发酵时期时，奥斯曼帝国教育系统表现出了等级权威、体系化趋势和一致性，这或许保证了帝国内部的社会稳定，但也产生了对新思想的免疫力。在医学模式化、功能化的环境下，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驱动力被边缘化，一套“标准化”医学方法和思想范式逐渐形成。
科学活动具有普遍性，又因其发生在特定环境之中而具备特殊性，医学更是如此。任何时代医学的成型都离不开当时社会、政治和知识环境，时代塑造了它，也透过它被映射得更加清晰。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兴盛伴随其在地区的不断扩张，受到强大文明的影响，帝国政治、文化、思想、制度以及物质与知识技术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变迁，帝国的文化多元氛围和社会包容性是医学本土化、奥斯曼化和世俗化的必要条件。医学在帝国的变迁也为其“文化多元主义”增添了一抹色彩。15-18世纪中叶是医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它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承与形塑纵向贯穿了古希腊—罗马医学、阿拉伯—医学、塞尔柱医学等，横向融合了中亚、阿拉伯、波斯、希腊和欧洲等不同地域和族群间医学传统，这一过程涵盖了科技、民族、文化、习惯、语言、权力等层面，突破了民族、疆域的藩篱，体现了某种跨越边界的联系与互动。
不可否认，以整体主义视野来看，医学的确呈现出由盛转衰的大趋势，这一趋势跨越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漫长时空，近代以来西方医学的崛起、世界性医学革命的冲击和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是医学式微的外部原因，特别是伴随19世纪到20世纪全球性开放格局的形成，医学的变迁会更加被动和剧烈，这一时期的情况值得另做分析。而制度弊端是帝国衰落的内部深层原因，[138]这在医学层面同样适用。政治文化上层建筑未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医疗机构及制度的等级化与官僚化特征明显，医学精英仅存在于上层社会，医疗资源远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帝国医疗行政体系与培训选拔机制不以刺激医学研究或服务大众为导向，而是作为政治、军事的附属品服务于特权阶层，必然导致医学体制机构改革缺乏群众基础，整个学术界失去创新和进取动力。内外交困、逐渐颓靡的帝国境遇限制了医学发展，医学在内外掣肘的共同作用下难以重焕光彩。
总的来看，医学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变迁有进步的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文明向前发展。“近代早期”概念的兴起是具有欧洲中心倾向的，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这一概念有着广泛的学术争鸣，也对这一时段的多重维度和丰富内涵进行了重要的探讨。[139]近代早期跨文化交流的网络大大扩张，人类社会的横向联系不断加深，但又不同于19、20世纪的诸多特征，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时代。倘若仅以医学衰落来囊括其发展不免令这一时段纷繁而广阔的特质黯然失色。以往一些对近代早期医学的分析[140]往往夹带着“扬西抑东”论调，以突出近代西方医学的兴起与进步和东方社会所有事物的落后与停滞这种两级分化的景象。在这一话语体系之下，文化接触只能在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以“影响”的形式发生，东方世界医学的发展被纳入“冲击—反应”模式之中，19世纪成为所谓的“西化转折点”。这种思考范式严重忽略了不同地区国家复杂多元的历史进程、全球网络中知识与实践的互动与流通和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15-18世纪中叶医学在奥斯曼帝国的嬗变产生于奥斯曼帝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时代的表象特征为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的历史景象，深层原因既源自传统社会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也与近代欧洲崛起和西方冲击有着内在逻辑联系。[141]医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更加深刻的混合性特征。
[1]医学是中东地区传统医学的一个主要分支,通常又被称作“阿拉伯医学”。医学不等同于在阿拉伯人或中盛行的医学,从宏观上泛指生活在文化背景下人群所使用的医学,主要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表达,在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埃及、印度等地发展,在不同地区各有特色,包括但不限于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中亚-医学、希腊-医学(Greco-Islamic Medicine)。
[2]“近代早期”或“早期近代时期”(Early Modern Period)是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界针对欧洲历史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巨大变迁提出的概念,泛指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主流看法将其界定在1500-1800年之间。
[3]丁隆:《阿拉伯历史上的瘟疫与防疫》,《光明日报》2020年第14版;王宇洁、黄麟:《天灾与人治:教对瘟疫的认识与应对》,《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6月第3期;王亚萍:《承继与突破:中世纪阿拉伯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东研究》2022年第2期;黄鑫、黄奕然:《阿拉伯-传统医学中的疗法与现代应用》,《亚太传统医药》2019年第15卷第1期;李润虎:《中世纪阿拉伯医学对近代西方医学革命的奠基》,《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年第9 期。
[4]参见哈全安:《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任德胜:《论自然灾害对中东文明发展的影响》,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周国黎:《教育与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2]“欧洲黑暗时代”概念最早由意大利学者弗朗西斯克·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在14世纪提出,由后世历史学家将其范围定于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盛期之间,大约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开始。现在主要用这一说法指代当时欧洲世界在艺术、文化和科学方面的衰微。
[13]王铁铮:《文明的兴起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载《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9日。
[16]宗教学科如诵经学、圣训学、教法学等;理性学科如天文、地理、医学等,参见金宜久:《探析教自我调适》,《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6期第3页。
[21]先知医学(阿拉伯语,al-al-nabawī;土耳其语tibb-i nebevi)即《古兰经》和“圣训”中所记载的先知和他同伴的医学建议和实践,是基于医学理论学说之上的一种医疗建议的参考模型。
[22]黑种草俗称黑籽、黑小茴香,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主要产于印度、中东和埃及,在阿拉伯、尤纳尼和阿育吠陀医药系统中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被用来治疗发烧、头疼和哮喘等。
[23]瓦克夫意为捐献给的财产,是教常设的宗教基金,用于宗教活动和慈善事业。瓦克夫机构是中世纪教进行慈善活动的合法机构,不得转让、抵押和买卖。
[25]Bīmāristāns一词来自于波斯语,Bīmāri有“疾病、病人”的意思,stan有“场所”的意思,因此Bīmāristāns直译为“病人的场所”,由此可以看出这类医院的主要功能是为病人提供住所和服务,而非治疗疾病。
[41]这一时期的手术仅局限于骨折、脱臼和外伤类疾病,医师在治疗时优先选择放血、食补等疗法。
[45]阿拔斯王朝时期,巴格达建立了著名的智慧宫(Bayt al-),众多古典医学著作在这里被翻译和整理。
[47]昝涛:《“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52-197页。
[48]米勒特制度是奥斯曼帝国管理民族和宗教的独特制度,米勒特是指帝国境内少数教派和少数民族团体或社区。
[49][英]卡罗琳·芬克尔:《奥斯曼帝国1299-1923》,邓伯宸等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10页。
[51]奥斯曼帝国不同地区、族群和阶层的医疗文化皆有不同,不同学者将帝国的医学体系统称为“奥斯曼-体液医学”“盖伦-医学”“阿拉伯-土耳其-医学”“波斯-(perso-Islamic)医学”等或以“奥斯曼医学”(Ottoman medicine)概而论之,奥斯曼医学是医学的特殊呈现。
[53]此处“宗教医学”中的宗教概念并非专指宗教哲学维度,而是文化层面广义的、宏观的宗教。宗教医学这一术语更偏向于背景下约定俗成的医疗文化。
[56]达鲁斯法()是用于医疗实践与治疗的综合场所,可以理解为治疗中心,作为寺、宗教学校、浴室、医学院等瓦克夫综合建筑群的一部分存在,本文将这类医疗机构统称为医院。在奥斯曼帝国文献中,与医疗健康有关的机构写作,dâr al-Shifâ,dârut-Tıb,dar al-shifa,dârüssihhâ,sifahâne,bîmaristân,bîmarhâne和timarhâne等。
[59]威廉·考克汉姆:《医学社会学》第11版,高水平、杨渤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94页。
[60]奥斯曼帝国的瓦克夫制度结合了黑羊王朝、白羊王朝及蒙古、阿拉伯、拜占庭的社会慈善体制,融合了帝国迫切的统治需要和地方社会特点,除宗教因素外更多服务于政治和社会需求,参见爱登、赵萱:《“传统国家”视角下的奥斯曼瓦克夫制度研究》,《海外民族志研究》2019年第1期。瓦克夫建筑群还包括寺的部分场所、收容所、公共施粥所、苏菲道堂、图书馆、宗教学校、陵墓等其他带有慈善性质的场所,参见杨瑾:《试论公共施粥所在奥斯曼慈善救济中的作用》,《世界历史》2010年第6期。
[62]阿迦(agha/chief black eunuch)也用于指军官或名流,这里指素丹个人寝宫总管,即黑人宦官(又称黑人大太监),他在后宫权力较大。
[63]整合医学即在医疗实践中强调医患关系的重要性、综合运用循证医学及补充和替代医学手段,注重患者全身(思想、身体和灵魂)的康复,以期达到最佳健康和康复状态,参见美国整合医学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Integrative Medicine,ABOIM)的相关定义,网址:登陆时间2022年12月20日。
[72]“德米舍梅”或“德武舍迈”(Devşirme)即土耳其语的“招募”之意,又被称为儿童税或军事奴隶制度,是奥斯曼帝国从基督教臣民中征召和用人制度,本文统一译作“德米舍梅”。
[74]法提赫医院归属于法提赫建筑群(Fātih Kūlliye),还包括寺、宗教学校、公共施粥所等。
[79]这一时期的“学徒制”与早期“师徒制”的显著差别在于学习时间拉长,并且整体更加被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106]帕拉塞尔苏斯(1493-1541)被誉为现代药理学之父,他发明了众多化学药物和全新疗法,开创了化学医学。
[112]例如曼德拉草(Mandrake)曾被用于麻醉和镇定,羊尾部油脂曾被用作治疗精神失常。
[113]卡蒂普塞勒比原名为哈吉·哈利法( Khalīfa),他曾编撰一部世界书目百科全书(Kaşf az-Zunūn)并撰写多篇论文,研究方向包括医学、地理学和几何学等。
[114]“谢赫”,教教职称谓,由阿拉伯语音译而来,是对教内有名望或有地位者的尊称,如宗教社团的负责人、学者或教师等。
[117]伯纳德·刘易斯:《发现欧洲》,李中文译,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160页。
[121]关于对文明交往中“开放性”及涵化的阐释,参见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129]参见张亚培:《奥斯曼帝国的德米舍梅制度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第11、45-46页。
[132]爱登、赵萱:《“传统国家”视角下的奥斯曼瓦克夫制度研究》,《海外民族志研究》2019年第1期。
[139]例如,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24页;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徐洛:《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倾向》,《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吴树博:《近代早期欧洲历史观念的内涵及其形态转变》,《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141]哈全安:《关于中东现代化进程研究若干问题的看法》,《科学与现代化》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