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呈现出强劲兴盛的发展态势，其学术热点仍表现为对社会史学科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主要包括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日常生活史研究、学术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等内容。同时，也形成一些新的学术增长热点，主要包括新革命生活史，全球史视野下的本土实践，借鉴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撰写某行业专业史等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史研究理论探索明显滞后、研究“同质化”“碎片化”状态仍比较普遍等问题。期待未来社会史逐渐形成自身的特点和理论，甚至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为历史研究视野和解释能力的深度拓展做出贡献。

　　中国近代社会史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新方向，标志着近代史学科的方向性转向和研究领域的范围扩大和角度丰富。四十多年来，近代社会史研究无论从研究领域拓展、视角观点创新，还是新资料的发掘，都呈现出越来越强劲兴盛的发展态势，收获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本文简要回顾2023年度学界的相关研究状况，以反思其长短得失。

　　社会史学科是在对历史学研究的反思和创新的基础上建立的新学科，因此，学术反思始终都是本学科持续不断的研究热点和创新基础，对整体框架现象和分支细脉的回顾反思仍是2023年的研究特点。

　　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尤其社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多年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理论到现象的各种研究讨论随处可见，堪称当今历史理论最热门议题之一，但仍然未能达成共识。胡永恒对史学研究“碎片化”的表现形式、历史成因以及引起史学领域关注和研究的原因、超越路径进行了研究分析。他认为史学研究“碎片化”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史学研究对象的雾碎化、研究领域的日趋狭窄、研究缺乏系统性。究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成因，可以称为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对之前史学研究的空疏宏阔、过于概念化的历史理论的一种反动，转而开始了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希望从更为实证的历史研究中，得出历史解释的新理论和新结论。因近代社会的史料遗存远远超过了古代社会，学者选题和研究对象也越来越小、越来越散，尤其在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下，“碎片化”之势愈演愈烈。这些研究虽对以前各种历史理论和观点都有补充丰富的作用，但未形成进一步解释历史的新理论和新结论，彼此相关性较少的大量研究成果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一种碎片满地、不成系统之感。加之“碎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社会史领域，社会史崛起是中国史学界令人瞩目的现象，这使得“碎片化”成为一个问题而备受学界关注，可以通过“由小及大”与“以小见大”两条具体的路径来尝试超越[1]。

　　日常生活史。日常生活史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并日见其热，是当代史学研究进程中的新趋向，近年产生多部多种形式的研究专著和口述著作。王先明等通过对代表了微观镜像下日常生活史的不同叙事文本《茶馆》和《梦醒子》的分析，探索如此细微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意义，提出了“察常明变”乃是细微生活史研究的意义，是历史学发展中应深入思考的问题。期望未来史学研究能突破社会史聚焦日常生活史、历史事件史或革命史注目社会运动和历史事件的区隔，将“变”与“常”作为历史学更进一步的方向开拓和终极性关怀追求[2]。

　　学术社会史研究。学术社会史是近代社会史学科的新兴园地，体现了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自觉和深入。罗检秋对学术社会史进行了理论特质和实践路径的探讨，并对其发展远景表达了热烈的期盼。学术社会史根源于中国文化精神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内在需要，旨在超越学科畛域，从社会史视角研究学术史的衍生、传播和兴替，多维度地研究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互缘、互动，重视学术史的社会民间脉络和变易性。它强调采用实证方法，将学术史研究的重心从传统的思想史、观念史转向了社会史，重点研究学术衍生的家族环境，认为学者的交游结社、情感心态、家族环境、政治生态和地方文化，都对学术的衍生、兴衰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社会情境中的学者心态及情感、精神世界更是有待深耕的园地[3]。

　　历史人类学研究。华南地区社会史研究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强势领域和历史人类学的风向标杆，陈海斌对其多年的理论路径和实践成果进行了总结性反思。他认为华南宗族研究的主要取径有三 ：即区域社会经济史取径、人类学取径和历史人类学取径。区域社会经济史深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影响，鲜明地表现于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人类学的宗族研究注重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形成重视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将共时性结构研究和历时性社会变迁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华南地区宗族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与区域社会史相互交融渗透，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而今天这种注重区域社会内部普遍性和差异性的研究范式，已经深刻影响了华北、江南、徽州等区域社会的研究，并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4]。

　　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许哲娜对20世纪80年代思想与社会之间的研究进行回顾，认为是近代社会史研究开启和拓展的一种新兴研究范式。进入21世纪后，这种研究范式进一步与日常生活史、艺术史、物质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汇合，更形成了巨大学术洪流，形成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产生了诸多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它汲取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等研究和实践的路径，通过对思想史“中国性”的再次探寻，从而把思想史研究从发现什么是“中国的”思想，推向了探索“中国的”思想如何形成的更深层认识[5]。

　　其他还有王笛对红十字会史研究进行了细致精准地分析，可反映出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同时也反映出对近代社会史整体性理论和宏大解释框架的呼唤和期盼[6]。

　　近代社会史研究可感安慰的是，通过杨晓涵围绕中国国际青年设计师时装作品大赛进行的研究分析，对过去30年时尚流行的回顾可知，社会史研究“心系整体”的宏观思考和跨领域细致研究成果，已经被引入了当代社会的时尚流行最新领域。历史不仅与现实结合，甚至在商业时尚策展等社会最新潮领域，得到了多视角、多文化立场、跨知识学科领域的整体性启发和实践运用，包括策展思想、策展方法和混融性叙事方法等，扮演了“不止于观看”的时尚社会思潮作用[7]。

　　在社会史形成发展新学术增长热点的过程中，多个传统学科借鉴社会史的观点视野和实践方法，拓展和丰富其传统研究领域。具有悠久研究历史的革命史研究和党史研究率先垂范，跨越了界限。近几年，新革命史逐渐调整了革命史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对社会文化的解读，促进了社会史视角和方法下的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研究热潮的初成。

　　伊莎白·柯鲁克关于兴隆场的调查和研究，是抗战后期乡村社会改造的名著，它深入探讨了当地的社会风俗及建设与改革的情形，重点描述了因地方社会抵拒而造成改革失败的“兴隆场困境”。谢健对“兴隆场困境”做出了另一解释，即国家权力下移过程中地方精英之间的利益纷争对国家改革成效消解的结果，体现了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新县制改革无限汲取乡村资源的意图，其“困境”更展现了国家权力下沉后“劣化”精英利益博弈所导致的乡村政治秩序紊乱。并提出在加强和重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今天，近代“劣化”精英之间的博弈及其影响，同样值得我们反思[8]。

　　梁馨蕾研究了红军长征抵达北方后，土地革命时期广泛使用的草鞋，在气候寒冷的北方逐渐被布鞋替代，数十万官兵依靠手工缝制满足穿鞋需求，极大地考验着的组织动员和后勤保障能力。全面抗战时期，在各抗日根据地先后通过无偿征派和有偿代做的勤务模式，动员妇女制作布鞋支援军队。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以往军需供给的经验，在新解放区适时推广军鞋订购模式，广泛发动各阶层妇女制作军鞋，并克服诸多困难输送前线。研究不仅考虑的是生活日常，还将其与军政管理政策体系的探索联系起来，探索出一个军队物资必备与军民精神情感纽带互相加深互相作用的管理体系[9]。

　　黄道炫对恽代英新生活的研究，从讲卫生、重清洁、男女平权、家庭革命等方面的细致描述中，揭示了虽然不像新文化那样引人注目，新生活却由于其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日常，对社会改造可能具有更为基础的意义。对先知先觉的少数引领人的观察，更能洞察出时代风向和更具穿透力的指标[10]。宋学勤从三个方面说明，从大的历史观角度寻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一方面可以强化、优化中国思想史体系，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11]。

　　左翼新闻事业对民国后期和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王毅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他通过对1920至1930年代新闻界的现实困境与批判反思、左翼心态与思想转向和新闻理论的探索，研究了左翼记者的群体聚集与新闻实践的开展。晚清从传统文人群体中蜕变，形成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1920年代末，随着“”体制的建立、商业资本的扩张，移植于西方的新闻学理念及专业教育难以满足新闻实践的需求。一批新闻界进步人士，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吸收借鉴左翼“社会科学”理论，对新闻业面临的时代问题做出回应，并逐渐形成共同的志趣，由此发展成为左翼新闻理论，进而形成左翼记者群体，并开展相应的新闻实践，他们对中国新闻业随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12]。

　　冯淼通过个案呈现了大众教育在近代中国兴起的历史，聚焦三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关于工农等非精英的大众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他们而言，工农的教育并不仅仅是识字、算数，大众教育既是这些不同派别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接触和认知大众的方式，也是他们改造和动员社会群体的重要场域[13]。1928年前后，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建立了以产业女工为学生主体的夜校，融合了女青年会内部的进步主义力量和隐匿在城市中的左翼革命文化力量，利用识字教育来培养工人的阶级和政治意识，帮助女工摆脱宿命观，培养女工对自身劳动经历和世界的革命认知，培养了抗战时期女工运动的领袖、积极分子以及革命文化宣传者[14]。

　　徐玲从剖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博物馆建设的时代语境入手，通过对旧博物馆的整顿改造、新馆建设、博物馆类型、博物馆陈列展览与教育、博物馆从业者与专业理论探索等多个方面的梳理，展示了博物馆建设与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献[15]。

　　社会史观念方法在史研究中也有积极的实践。林柏耀研究统治时期长达20余年的国葬制度，据统计，当时只有23人及1个烈士群体被政权颁令国葬，由于时局政局动荡、政府力量薄弱等原因，大部分人徒具国葬之“名”而无国葬之“实”。作为管理体制，本想通过国葬制度达到表彰逝者、激励国民的作用，但宏大华丽的政治仪式场景也掩盖不了政治腐败、战乱频繁、民生凋敝的社会实态。国葬不仅难以起到强化中央政权合法性的作用，反而愈发暴露出统治手段的虚假及空洞，甚至于无形中拉大普通公民与“”中间的认同距离[16]。

　　全球史研究是近年的学术新热点，全球史视野下的本土实践是2023年社会史的重要收获。不论是中学西传还是西学东渐，都在努力建构一种全球的眼光和框架。时间和空间是历史研究的坐标，而时间呈现形式的使用和展现的近代转型，体现在社会史研究的全球史视野下。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学科体系被引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理解，在传统知识体系之外开拓了新的进路与方法。学者们深刻认识到，理解乡土中国的知识体系需要沟通古今，需要具有全球变迁的眼光，而沟通古今之关键，在于从中国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脉络中去理解中国，费孝通则是这一认知中国社会历程转变知识体系的代表人物[17]。重新认识中国，是晚清以来几辈学人的历史使命。瞿同祖与费孝通都是对近代社会史研究卓有成绩的大家，虽然瞿同祖擅长历史实证，重心偏向国家制度，费孝通精于社会观察，则侧重社会结构，但他们都得益于人生经验与中国研究之间的融通，都是经验研究。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都以研究传统中国为己任，他们对西学都有深刻地吸纳，都把西方理论当作贴近中国经验的方法，而非研究中的坐标和理论前提。在今天面对研究绕不过去的两位大家时，这些应是最具启发意义的思考[18]。

　　文韬探讨了近代中国如何参照西学重新类分学术，从而建立新的系统，奠定今天的学术发展格局[19]。陈拓研究认为，明末清初接触到旧西学的松江徐家依靠家藏大量汉文西学文献，借助血缘与文本，促进了旧西学的传承与下渗。《高厚蒙求》这样的国人自撰西学读本的刊印分析及对晚清新西学的启示和传承，说明它是晚清时期国人认识新世界、应对新变局、接引新西学的重要本土思想资源，在新旧西学跨时空接榫中扮演了过渡性角色，论文资料翔实，分析入情入理[20]。

　　封磊通过分析古代中国钟鼓楼体现的时间测报的王权与神秘色彩，与作为西方时间文化产品输入中国的西式钟楼在晚清的兴起，到民国主动装设标准钟的变迁，透视了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地方的特殊经历，通过将国别史与全球史进行结合的微观视角，呈现了近代中国融入全球互联互通互动的路径[21]。刘玲芳探讨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前叶中国和日本如何认识对方的服饰文化，通过对中日两国的文字资料及图像资料进行分析和考证，用“服饰”作为媒介论述近代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22]。

　　王康通过两位黔江士人在辛亥变革之际从不同人生道路走向最后的相同政治认同，从侧面揭示了清廷统治基础在边缘山区的崩解，以及传统知识精英在民初地方社会秩序重建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士人，他们明道救世、教化乡邦的价值追求是共通的，士绅群体在地方社会担负着维系民间共识、协调社会秩序的责任。会党活动和革命风潮为读书人提供了新的价值实现方式，揭示了在社会剧变中普通士人的不同而又相同的命运[23]。

　　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传教士颇有引进之功。但他们在翻译引进过程中，对自然科学做了有针对性的筛选和改变，尽量回避与基督教观点有冲突的知识内容和学说体系，尝试改写原书的内容，尽力调和科学与宗教的矛盾，而这种行为带有相当的普遍性[24]。知名民族学者李安宅以全球性眼光和思维观察认识本土中国的角度，提出了复活儒家礼运传统，以汉地知识分子从文化自觉出发外化于边疆的伦理行动来实现，成就了他边疆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维度[25]。

　　1889年在上海成立的华北赈灾委员会，开展了第一次中外合作的赈灾。尽管在资金筹集、赈灾区域的选择和赈灾模式的探求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合作，成为全球赈灾实践中的一环，但仍然面临许多本土困境，呈现出惨淡经营之态[26]。晚清民间义赈中，海外华侨日益成为协赈的新生力量，并在普赈、工赈等环节表现出色，体现出祖籍地施善与跨省赈济并存、主动捐赈与劝募施赈并存、精英领捐与群体集捐并存的状态。华侨们通过赈济获得了官方嘉奖，提高国内政治地位，与祖居地构建出了新型官民关系，使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呈现出新的模样[27]。

　　在晚清面临外部世界巨大冲击时，一些旅外华人与外国人频繁密切的交往，宣介了中国元素与中国知识，在展现中国服饰、礼仪，传播汉语言与中国经典，推广中国诗词与书画艺术等方面收到了良好成效，构成了近代“中学西传”历程的重要环节，弥补了中西互动、全球史互动的一环[28]。自由职业者和职业团体的产生是近代的新生事物，是中国近代化的特色之一，在上海都市展现最为特别。20世纪40年代末期上海会计师公会、上海律师公会、上海医师公会这三个主要自由职业团体，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也试图将自由职业团体吸纳进既有国家机器中，使其成为地方政治协商制度的社会基础，双方都在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张力与矛盾[29]。

　　2023年社会史研究必须谈到口述史的新进展，著述真可谓蔚为大观。作为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一种记录和研究历史的方式，口述史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经为全社会所接受，虽然出版品的质量和学术规范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

　　口述史可分为几类。一些是人生经历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如张连红的新四军老战士口述史记录了75名新四军老战士不畏艰难、坚持抗战的峥嵘岁月[30]。一些是以行业划分的人生口述史，如孙美姣对驻拉美西班牙语翻译工作者进行了记录和研究，是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31]。还有九名知名体育解说员的个人经历口述，记录了中国体育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和坎坷岁月，以及百年博物馆的沧桑变迁等[32]。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述史尤其丰富众多，包括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传承人。一些是以地域群体来划分的口述史，如和谷揭开了西安道北人一个多世纪鲜为人知的生存境况及心灵故事[33]；深圳多卷本的口述史分为法治、科技、东江纵队故事篇等，后续还有其他口述史待出版[34]。

　　知识观念是用技术来记录人民、土地和资源，并将此三者更加高程度的组织化系统化。在现代中国，这种路径和方法尤为明显和突出。在社会史研究蓬勃进行之际，近年出现了借鉴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路径和方法撰写某行业专业史的研究成果。

　　社会调查和民族志的田野调查遍布中国，它们都是建构于民族国家的知识来源。张影舒通过对民国时期知识精英阶层在社会调查活动中对宗教问题的梳理分析，认为这些学者比以往更加深刻、直接地领略到西方国家的第一手理论概念与社会经验，了解西方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并更为迫切地希望中国社会在知识学领域建立起与之对应的对话空间与理论结构，从而以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把握“宗教”这一概念在19世纪末进入汉语学术界之后的知识生产与解释实践[35]。

　　对迁移异乡的南洋华侨来讲，如何传承本民族家乡的祖语语言文化，传承教育文明教化，是其必然面临的选题和难题。南洋华侨从应变局面和植根文化两个方面，来思考和实践这一传承文化的命运和目的。生活异乡必须面临迁移带来的重新选择，但同时不能忘本的民族民心本源性，是其植根中华文明的坚守初衷。他们的祖语传承理念和实践，是今天创造性传承中华文化的财富[36]。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遗留下了许多华人华侨建筑及习俗音乐的实物载体，对这些华侨遗产的文化符号、根亲纽带和建筑互鉴的系统梳理，发掘遗产表达的整体性乡愁叙事。海外侨胞将特有的家族记忆植根于蕴含侨乡文化元素的有形建筑空间，体现出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彰显海外侨胞对家乡的家族记忆、乡愁伦理和文化认同[37]。

　　闻一多关注舞蹈艺术的人类学研究和实践，向来少为学界所关注。从理论生成到实际工作，从上古乐舞到民族歌舞，从史料考察到歌舞剧本的创编，闻一多对舞蹈的关注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西南联大期间，闻一多走入乡野，质朴热情的民间歌舞让他看到了潜藏于民族根底里的生命活力，于是他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歌舞的发展，助力“圭山彝族音乐舞踊会”的成功举办，演出的成功直接推动了他的《九歌》剧本改编工作的完成。《〈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是其舞蹈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些研究可丰富闻一多研究的内容深度和广度[38]。

　　公共史学研究是近年学界的新发展方向，是学术综述研究应关注的内容，是否可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范围，尚待研究。借助于新文化史与媒介革命，以及民众整体教育的提升和素质的提高，公众史学应运而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育史学界的体育史书写发生了面向公众的学术转向。刘洋等通过梳理总结民间体育经历书写、展陈共有体育记忆、制作纪实体育影像，借助虚实融合的呈现，公众体育史学者以新方式为公众形塑了具有感召力的集体和个人体育记忆。公众史学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同时对史学文化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承担着服务公众的新任务和使命。如何开掘以人民为主体的公众史学主题，提升民众文化产品和素养，展现坚守公众本位、分享权威阐释和成果，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39]。如何让历史这个“过去”成为未来的“有用”，尤其在树立文化自信、文化传承方面扮演角色，则是更大的课题。

　　曹新宇对黄天道的历史进行了史实考辨，分为村落、宗族、卫所、夫妇、经典等方面内容，他从地方视角出发，对官书档案、道内宝卷、民间传说、乡土小戏等不同性质文献进行剖析，资料翔实，考证合理，阐释很有新意，将民间宗教和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更高位置[40]。张洪彬通过中国宗教与有机宇宙观、天之祛魅；以彗星和求雨为例、地之祛魅 ；以地震和风水为例、人之祛魅；以疾疫和灵魂为例等，呈现出近代科学传入后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变化，思考角度有建设性意义[41]。

　　汪洪亮研究了顾颉刚、李安宅、于式玉、徐益棠、张廷休等多位杰出民国学人的边疆观念和边政主张、对中国边疆研究学科构筑的努力，构建了边疆学术史的版图[42]。张鑫研究了民国年间上海化妆品工业的历程，从长时段考察近代化妆品业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弥补抗战时期和战后化妆品行业研究的不足，有助于全面了解近代化妆品业的整体脉络[43]。方清云对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凤坪村的政治经济、人口流动、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等进行了调研，展示了广东凤凰山畲族作为畲族发源地族群的独特文化特色[44]。彭庆鸿描述了江南地区的个体说书艺人这一民间基层群体的生存方式[45]。宋子昕从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浴堂的经营与管理、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浴堂中的社会问题、浴堂与日常生活等几个方面反映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的状况及老北京城的日常生活侧面[46]。

　　马陵合梳理铁路行政管理体制与地方权力关系演变的脉络。他结合近代政治结构变化，探究铁路建设、运营的制度变迁及制度效应，厘清铁路管理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从混乱、对抗到合作的发展轨迹 结合外国势力与各种社会力量对铁路的影响，还原与审视近代铁路发展中权力资源配置与调整的复杂历程[47]。杨志采取生命史研究方法，对百位作家从整体特征、全托记忆、时空体验、亲子矛盾、怀旧情绪等角度切入，系统研究了他们的心灵发展历程[48]。王君对黔东南地区以木材种植与采运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少数民族村寨的空间与历史考察，揭示了以房族为核心的村落生活样态[49]。张勇安主编《医疗社会史研究》已达15辑，有力地促进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发展。第15辑从疫病防治的公共卫生路径、民国前期北方瘟疫防治的二元面相、太平洋战争前后军队营养状况与军事营养学的发展等角度，推动了医疗卫生与国家构建的研究[50]。

　　2023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呈现出新的动向，但也存在着需要努力克服的问题。其一，社会史研究理论探索明显滞后，虽然有多篇回顾反思文章，但未见相对集中的争鸣思考，互相砥砺方能督促奋进，而且多个议题久议未决，没有实现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其二，研究“同质化”“碎片化”状态仍然比较普遍地存在，众多学者已经对这些困境和瓶颈有了共识，但走出困境却是不易的。我们只有十分地努力着，饱含信心地期待着。

　　期待社会史进一步发展，不是将自己化作政治史、经济史或其他学科的延伸或附庸，而是将逐渐形成自身的特点和理论，甚至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为历史研究视野和解释能力的深度拓展做出贡献。